1975年12月入伍后，我成为试验基地小车班的司机，指定给副司令员开车，然而不久我却被副司令员派去给武装部部长开车3个月，没想到此后却和部长女儿处上了对象。人生无常，尤其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的事情，努力就能实现！
1975年12月入伍的时候，我差4个月不到18岁。
当时，我们弟兄姐妹6个，3个兄弟，3个姐妹，我们家3男3女成了全村人羡慕的对象，邻居说我的父母儿女不仅双全，而且还很对称。
但是，作为男孩子中的排行老二，我却在初中毕业后一心想走出封闭的家乡，但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还真没多少地方可以去。
当时，公社有一个麻袋厂，大哥在麻袋厂上班好几年了，在厂里人缘不错，因此，16岁的我初中下学回到家里不久，父母就给大哥说，思得在家没事干，不如跟着你到麻袋厂里随便学点手艺，挣两钱能顾住他吃饭就行。
那时的我特别听话，父母之命，哪敢不听，于是，我就跟着大哥到麻袋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到了麻袋厂我才知道，当时厂里制作麻袋的原材料是当地生长的一种麻杆的皮，麻杆收割后，在水里浸泡七、八天后，再把外面的一层皮揭掉、晾干，用这可以制作麻袋、麻绳等生产和生产物资。
我在生产车间主要是帮着搬运些制作麻袋的一捆捆原材料，再把制作出来的麻袋、麻绳放在小车上，推到仓库，有时还帮着仓库出货。
当时厂里效益不错，每月发给我15元工资，当我干满一个月领到15元工资的时候特别高兴，自己长这么大，头一次挣工资。当时厂里给我发了2张5元的纸币，4张1元的纸币，另外还发了10张1角钱的纸币。
回到家后，我当着父亲的面，把手里2张5元纸币交给了母亲（在我们家，不识字的母亲管钱），剩下的5元零钱我自己留用，母亲知道我还有5元钱，就叮嘱我省着点花钱，攒点钱，以后娶媳妇用。
我在麻袋厂干了一年多的时候，却渐渐觉得厂里没有生机。麻袋厂年轻人少，大都是四、五十岁的大爷、大妈，整天和父母一样年龄的人在一起干活，经常受他们的说教，有点压抑……
转眼到了1975年11月下旬，一天，我正在厂里干活，忽听师傅议论部队开始征兵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就跑到公社武装部去看个究竟。麻袋厂距离公社大院也就一里地，我到厂里里上班一年多了，之前也曾到过公社大院找过人，因此，我轻车熟路就找到了院子东南角的武装部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人在写征兵标语，有人在忙着整理资料，果真要征兵了，就忙问在哪报名，一名40多岁的同志抬头看了看我说，你是哪个大队的，回去开份证明来报名，当即我就回到了村里。
但是，当我和父母说想当兵的事情时，母亲却不同意，母亲说你在麻袋厂干得好好的，每个月能挣15元钱，别人想去上班还去不了，你却想走？你干啥想要当兵，当兵多苦，你不知道啊。
可我一心想当兵，满脑子都是电影里英武军人的画面，我太喜欢绿军装了。见我如此想当兵，父亲对母亲说，思得去当兵也好，年轻人出去看看，见见世面，兴许咱家二儿子能闯出不一样的路呢。
母亲看到父亲这样说，也勉强同意了，我当即跑到队部开了证明，报上名后的体检和政审都很顺利，12月11日我就被定了兵，也领到了崭新的军装。
16日，公社60多名新兵步行到县火车站集合，在站前小广场上，大约300多名和我一样的新兵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在广场四周等候，当天下午，我们就登上了开往部队的列车，19日便到达了川北一个试验基地。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分到汽车连，当看到车场里那一排排的军用汽车时，几乎惊呆了。以前，我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军车，如今竟如此真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当时，我不懂汽车的型号，只知道卡车和吉普，我在车场还看到能拉40多人的大班车，还有吊车、铲车……
下连的第三天，我们36名新兵统一参加测试，后来才知道，这次测试，主要是挑选驾驶员的一次笔试，十分庆幸的是，我在这次测试后不久，就随同26名新兵一起到了基地司训队。
半年的司训学习，汽车驾驶理论学习几乎占了近三分之一的课程，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驾驶训练，川北山区的冬天十分寒冷，我和战友们在教练班长的带领下，一点点地提高着驾驶技术……
司训结束，我们返回了汽车连，没想到连队对我们这些培训半年的人，专门又安排了一次复训，我成了通过复训单独上车执行任务的一名新司机。
后来，我听班长讲，我们这批参加司训和复训的，我是驾驶技术最稳定的一个，他们都说我机灵，反应快，更重要的是说话、办事有礼貌。
当听到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则为自己入伍前两年麻袋厂工人的经历而庆幸，当工人时，我除了和厂里的师傅们打交道之外，还和来厂里领麻袋、麻绳的人接触，时间长了，我学会了接人特物，懂得了与相处的道理，青年学生身上的青涩味渐渐少了。
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在汽车连干到退伍时，一个偶然机会改变了我在部队的命运。
1976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派车单，让我早上8点30分把车开到基地机关办公大楼执行任务，于是，我提前把车厢打扫干净，油也加满了，提前十分钟达到指定地点待命。
8点半刚过，一位机关参谋来到车旁，他看了一眼说，今天到郊县拉东西，我知道此人是基地的赵参谋（派车单上有用车人姓名和职务），于是，赵参谋就带着车出了营区……
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返回营区，和赵参谋告别后，我就开车返回连队。
两个星期后，排长通知我说，连长找我有事，我迅速跑到连长办公室。连长看到我后说，连队接到上级通知，基地机关调我到基地小车班工作。
我一听有点懵，连队那么多的司机，为何调我去啊，但我知道，能到基地小车班工作是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小车司机天天为首长服务，见多识广，许多小车司机还提了干……
当天，我就背着背包到基地小车班报了到，随后，我被小车班班长指定为副司令员的专车司机。
成了首长专车司机，参加小车班会议成了习惯，在班务会上，班长经常对我们进行作风纪律和保密纪律教育，强调任何时候都要牢固树立热情周到服务的思想，不怕苦、不怕苦，随叫随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调入小车班之前，机关已多次通过多种方式对我进行考察，包括给赵参谋出车，当然也包括找连队和司训队的领导对我进行各方面的调查。
此后我整天在小车班待命，副司令用车，一般有基地办公室陈参谋打电话通知我，时间长了，陈参谋实际上成了我的直接上级，班长交代，听陈参谋的话比他的话重要，我理解这话的意思，班长是位当兵8年的老兵，而陈参谋是位营职干部，在部队的时间更长。
副司令员五十多岁，十分慈祥，说话不急不忙，也很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和他出车的时候，他问过我的家庭情况，看到我驾驶技术熟练又稳定，他很认真地说，你当兵时间不长，驾驶技术成熟，服务态度周到，不容易！
有时候出车误了饭点，车上就副司令和我两人时，每次吃饭都是他掏钱，刚开始不适应，后来就习惯了。如果有随行的其他人，则由其他人付饭钱，首长们知道司机津贴少，从没让我付过饭钱。
1978年11月的一天，陈参谋突然通知我说，副司令找我，我匆匆赶到副司令办公室，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副司令招呼我进去。
办公室并没有其他人，副司令说，让我准备一下，到驻地找县武装部郭部长报到，去给他开2个月的车。
当时一听我就愣住了：我干得好好的，为何叫我去给武装部的一个部长开车？
看到我疑惑的眼神，副司令说，这个县的武装部在基地旁边，又是友邻单位，前两天，部长的司机不小心摔断了胳膊，开不成车了，而这一阶段又是征兵的关键时期，部长急需用车就找到部队求援，因此，就派你去帮他开下车。
我尽管有些疑惑，但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当天小车班就把我送到了县武装部。
我见到部长后，被安排在他家隔壁的一间房子临时居住。
自从向郭部长报到后，从早上到晚上，我整天开着武装部的吉普车，陪他跑遍全县15个公社的武装部，有时遇到难办的事情，我们在公社一住就是两三天。
回到武装部跟不上饭点，部长就把我叫到他家里吃饭，让我不好意思的是，每次吃饭时，部长就会和家人里说我开车技术好、服务态度好，又特别能吃苦，不管多远多坏的路，一声令下，毫无怨言，从没叫过苦或累。
而就在这一时期，我认识了离部长的女儿郭蓉。
当时，我21岁，郭蓉20岁，她是一个局办公室的办事员，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征兵任务重，她被临时抽调到县征兵办公室帮忙，因此，一回到家里，全家讨论最多的是征兵上的事情。
郭部长对我的工作赞不绝口，郭蓉也对我由刚开始时的陌生，到了后来的欣赏。每当郭部长谈到我时，郭蓉就会仔细看我两眼，说实话，我很不适应那样的场景，感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但是，我来是执行副司令交办任务的，我必须无条件地为郭部长开好车。
12月份的天，那天是武装部定兵的关键时候，部长一进办公室，电话就不断……
那天的会议从上午9点一直开到下午5点，又从晚上7点开到11点多，我一直在部里的一间房子等候。
会议结束已是零点，部长迈着疲惫的双腿走到车前，他竟然晃了一晃倒到了地上，我一看情势不对，立马下车把部长掺扶上车，一脚油门直奔医院。
之后，我连忙和郭部长的爱人打了电话，之后，便守在部长身边……后来，医生诊断，郭部长疲劳过度，低血糖犯了，才导致的晕倒，医生说，幸亏送来的及时，否则就危险了。
事后，郭部长一家对我格外的好，尤其是郭蓉对我更是眉目传情，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一名战士，尤其是借调来帮忙的战士，哪敢胡思乱想、违犯军纪。
由于部长的司机摔伤医治时间较长，我也就在部里开了三个多月的车，这段时间，我每次到郭部长家，既想见郭蓉，但又怕见到她。
郭蓉是典型的川妹子，娇美而皮肤细腻，性格豪爽，心底善良，我打心里也喜欢她，但身为军人，我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身份，保持距离，而作为军人子女的郭蓉，自然知道部队的纪律，她从没主动找过我，偶尔遇到了，也只是默默地看着我……
1979年2月，部长司机躯体康复，我离开那天，部长让司机把我送回了基地。
这一年的8月，我被提升为汽车排长，一名战士接替了副司令专车司机的工作。
自从我提干以后，郭蓉经常到连队找我，而此时的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知道我提干以后，曾问起我的婚事，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可我并没同意，之后，父母就不再管我的婚事了。
周末，我常常和郭蓉约会，郭部长常让郭蓉把我约到家里面，一看到我，部长就约我喝二两，阿姨还做了一大桌的菜……
1981年，在我和郭蓉认识三年后我们结了婚。结婚那天，副司令还以证婚人的身份出席了我们的婚礼，那一天，郭部长-----哦，不，我的岳父喝醉了！我的父母一看婚礼现场绝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但他们也特别高兴！
后来，我在部队工作了23年，副团长转业到当地交通部门，一直工作到退休……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注脚，而奋斗则是这注脚最好的颜色。
脚下沾了多少泥土，脚下的路途就会有多少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