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虽起源极早、内涵丰富，且经过4600年的岁月洗礼之后历久弥新、生机勃勃，但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客观看待中华文明，便很容易发现一种现象：
那就是中华文明十分“不接地气”，主打一个玄幻，很容易让人坠入云深雾绕之境。虽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但因为严重脱离地球实际，未能解决客观存在的生存问题，颇有些“苦中作乐”的感觉；
另外一个不接地气之处便是：自夏禹创立了夏朝，建立了第一个“家天下”之后，中华文明便不可逆转一头扎进了万物一统的“深渊”，其他生存方式、生活模式，乃至科学探索不断被叫停，使得中华民族走上了“治人”的独木桥。
在秦朝一统天下，建立第一个封建制集权国家之后，国家制度、人文文化全部朝着高度集中和一统的方向而去，并且在封建王朝的尾声——清朝，达到了君权集中和一统的巅峰。
虽然此时在遥远的西方，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发展，人类历史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古老的东方，却依然停滞于“道德治人”的一统当中。
“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执着话题，中华老祖宗为此“走火入魔”，陷入癫狂状态
中华老祖宗之所以追求万物一统，并且为之陷入“走火入魔”的癫狂状态，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华文化中深深镌刻着万物“一统”的基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沙楚帛书和郭店竹书《太一生水》在探讨世间万物本源之时，就将宇宙万物进行了一统：
“混沌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四时”
“太一生天地，天地生神明，神明生阴阳，阴阳生四时，四时生凔热，凔热生湿燥，湿燥生岁”
虽然长沙楚帛书和郭店竹书在万物起源于谁方面存在文字上的不同，但实际上两者在两个方面达成了“一统”：1，世间万物高度一统于一个物体，在万物一统的路上狠狠向前迈了一步；2，“太一”、“混沌”均指气，这也就是“天地万物皆由气生”的由来。
也正是因为中华老祖宗认定“天地万物皆由气生”，故而中华文明走向玄幻、缥缈，引发想象思维，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了天地万物的本源一统学说，接下来对人世间的“一统”又有何阻力呢？
故而深谙“世间事”的中华老祖宗们便一手打着“万物一统”的旗号，一手发挥他们想象的武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世间的“统一”，典型的有：
儒家思想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将“忠顺之德”、“等级之礼”治理天下，希望全天下的人类重新回炉，随后按照他们想象中的君子模子再一个个印刻出来；
宋代大学士汪洙提出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主张全天下的人其他行业都不要干，只要会读书就行，强行设立职业的尊卑，将儒家“平天下”进行了进一步的野蛮推广；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面对“同床异梦”的儒家大学士朱熹，排除异己、万物一统的思想油然而生。为了反对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做了一个他自己设定的试验：阳明格竹。
因为“万物一统”的思想作祟，王阳明在做这个试验之前，方向就走错了：“穷尽竹子真理”使得他一直想着竹子的特性应该聚焦于一点，结果发现根本就找不到这一点，最终格竹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格到，还把自己累倒了。
……
有了中华老祖宗们这样废寝忘食、一根筋式地癫狂“统一”，作为执政者的历代王朝统治者自然也就“顺应民心”，朝着君主专制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是万物统一的缩影，也是对封闭中华文明视野、扼杀中华民族创造性的幕后黑手。
地球明明“物种多样化”，中华老祖宗为何为“万物一统”癫狂？为“治人”和“天下一家”制造法理基础
其实抛开中华老祖宗执着的目光和狭隘的视野，放眼望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便会发现一个与之相反的现象：地球追求的并不是万物一统，而是“物种多样化”：
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石上爬的，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也都在其生存栖息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态系统，并没有因为别人的目光而自惭形秽，盲目与其他物种的生活方式保持一样。
为了躲避天敌的追捕，一般物种要么进化出强健的身躯、锋利的牙齿、敏捷的身手，以与天敌对抗中奋力一击，比如羚羊和乌龟，就是靠着强健的身躯和坚硬的外壳保护着自己，这充分满足了人类战场上硬碰硬、竞技对抗的想象。
但海蜘蛛却是另类：在面对大海巨物的危险，海蜘蛛不是让自己更强大，反而选择了令人大跌眼镜的“扶不起的阿斗”之路：让自己越来越弱小，身无半点肉，天敌看了都不感兴趣也就不会攻击。
所以说，地球就是这么千姿百态，不希望万物一统，只追求“物种多样化”，在创造丰富的物种资源的同时，也为思维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从而为科学的孕育提供了资源。
那么问题来了，地球明明“物种多样化”，中华老祖宗为何为“万物一统”癫狂？
除了前述的满足人类竞技对抗的视觉享受之外，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治人”和“天下一家”制造法理基础。
众所周知，人类本质上都是专制和虚荣的，总想着自己高高在上，占尽所欲资源，然后在他人艳羡讨好的目光当中获得极大的身心满足。这种畸形的心态在中华老祖宗身上得到了极大展现。
每一任帝王在建立帝国之后，都迫不及待占尽天下资源，收拢天下权力，然后做着子孙万代“万世为君”的春秋大梦。
既然有这个梦想，那么“治人”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第一要务，封闭民众视野，或诱导、或强迫地将民众推向了他们设定好的独木桥上，无疑成为了最好的“治人”手段。
作为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中华圣贤们自然嗅到了统治者内心的想法，于是本着为君主分忧、乞讨封赏的个人目的，他们非常识趣地站在了万物一统的角度，为君主专制、家天下摇旗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