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部华语犯罪片，在戛纳电影节引发强烈轰动。
首映完毕后，观众席所有观众全部起立，对着剧组人员鼓掌致敬，掌声持续了4分钟。
这部电影就是刁亦男执导、胡歌主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
虽然最终在金棕榈奖的角逐中，遗憾败北。
但这部影片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了中国电影的实力，令人振奋。
只可惜，《南方车站的聚会》并没有带来一个好的开始。
随着大环境突变，以及主旋律电影及喜剧片占据主位，中国电影似乎也陷入了长时间的“技能冷却”。
当中国作品再一次站上戛纳主竞赛单元，已经是4年后。
而且这次代表中国电影出征的，还是一部纪录片，名为《青春》。
在国内，绝大部分网友没听过它的名字。
它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童装厂的底层年轻工人，这些工人大部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
从整体口碑看，影片豆瓣评分达到8.0，高居口碑榜第一。
但影片的描述对象，以及镜头下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又让其争议连连。
01、
浙江湖州市织里镇，是全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地。
国内市场上有八九成的童装都来自于这个小镇。
由于童装款式更新快，质量标准相对宽松，织里镇里盘亘生存着大量中小工坊。
这些工坊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奇特的乌托邦世界：
在这里大多数人都要承担高强度的工作，无论是老板还是工人；
但它又毫无偏见地容纳着任何一个毫无背景、想要通过双手谋生的人。
织里的运转模式不是常规意义上严格的金融模式，而更接近于传统的人情社会。
即这里大大小小、成百上千个私人工坊，靠着个人之间的联系来获取市场动向和谋求利益。
与此同时，那些在工坊中劳作的年轻工人们，又切切实实地将自己的青春燃烧在了这里。
工坊之于他们，似乎更像是一座变形的村子兼学校。
他们或是与自己的父母一同来这里打工，或是独自前来。
不管哪种方式，到了之后他们就会迅速认识一群同龄的男孩女孩，并逐渐熟络起来。
很有可能的是，TA们会在这里找到自己未来的妻子或是丈夫，甚至拥有自己的孩子。
当许多同龄人坐在大学教室中，或是昏昏欲睡，或是卷天卷地时，他们也一排排坐在工坊里加班加点地工作，只为能多做一点，多赚一点钱。
偶尔得了空闲，就和兄弟吹吹牛逼，更常见的休闲方式则是和其他的小姑娘小伙子打情骂俏。
有时是郎有情妾无意。
面对女孩子的一句“你根本不了解我痛苦的过去”。
邻座的男孩子立马接上一段金句：
“我不想成为你的过去，只想成为你的未来。”
有时则是情投意合，一同幻想着甜蜜的婚后生活。
再不济，两人没结婚便偷食了禁果，怀了孕，双方父母气冲冲从老家赶来商量打胎与否，结婚与否。
若是说不到一块去，那就只能委屈了姑娘。
这也惹得一旁大家长般的老板既愤怒又心疼地安慰：
“你就当被狗咬了一口，这算不得什么事！”
说完又叹一句：“出了事还不是女人受罪！”
看到这里才觉得民间智慧的伟大与开明。
与那种细碎又无法自圆其说的变形女性主义相比，老百姓们那些从生活中淬炼出的感悟是如此踏实与宽容。
有时，他们也会凑到一起，说起最新的苹果手机。
男孩子为了追女孩子，硬着头皮说自己会给她买，只要和他好就行。
实际上谈话的双方都心知肚明，那一个巴掌大的手机对于他们来说是多高的消费。
但不消费这些，又能消费什么呢？
在城里买房买车吗？买奢侈品包包吗？出国留学吗？
这样一看，买苹果手机的心愿倒显得如此踏实与靠谱。
在1967年出生的导演王兵眼中，这群年轻工人还是些没长大的孩子。
但就是这样的孩子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他们的那些风花雪月也不过是繁重劳动之外的一种排解。
片中那些几乎无处不在的流行歌曲，也不过是他们保持清醒的手段而已。
《青春》并不是一部讲述所谓边缘人的纪录片。
那些年轻工人也只是这个大社会中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中才蕴含着生活的真相。
02、
与常规意义上的纪录片相比，《青春》显得如此厚重而又轻盈。
片中根本没有主角可言，年轻工人们的面庞来来回回，你来我往，最后竟似乎交织成了一首充满节律的诗。
与喜爱的导演帕索里尼类似，王兵的作品也可以被归为诗电影一列。
自然，这两位的作品可不是那种非得用什么“卷轴式”场面调度的诗电影。
而是那种“极致的表达，或者是对某种事物有非常深刻的感知”意义上的诗电影。
这种诗电影的特质，反映在《青春》里，便表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历史观的总体性，二是视角的同在性，三是结构的生活流化，四是人物的完整性。
首先是历史观的总体性。
无论是《铁西区》《和凤鸣》还是《死灵魂》《苦钱》，都对当下整体的历史和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审视。
片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处镜头下的场所，每一个人物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由于王兵的电影中没有旁白或是解说，所以也就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
场所、人物和镜头共同诉说着他们的历史，但这种诉说本身也没有霸权的意味，只是为主流影像叙事添加另一种声音。
其次是视角的同在性。
《青春》里的镜头始终像一个朋友般陪伴着片中的人物，没有对苦难的赞扬和庸俗化同情，或是对底层的浪漫化想象，有的只是“同在”。
镜头甚至没有去寻找所谓的美好的角度，而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避免对画面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
在这里，拍摄与被拍摄之间的权力关系被极大地抹除，导演和镜头成为了人物的配角，人物和人物的故事在主导着内容的产生。
如果说王兵本人的性格特质使其能够抹除镜头本身所存在的侵凌性，那么他将《青春》拍摄出来带到戛纳，则向外释放了一种无声的质问：
为什么片中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看来如此乏味？
为什么他们辛苦地劳作却所获不多？
再者是结构的生活流化。
这里的生活流并不是指流水账，而是取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的界定：
“通过影片中的镜头或镜头的组合，再现物理世界，进而引起心理反应，暗示出一个恰切称之为‘生活’的现实。”
《青春》虽然总体上采用了20分钟一个片段的结构。
但实际上更多是让人物和事件本身来创造结构和阐发意义，避免套用类似英雄叙事般模板化叙事和塑造人物的手法。
于是，纪录片采用一种多元和自由的方式，取让事物自身进行表达，从而接近生活的本原。
由此带来的好处就是叙事上的简约。
即通过个体的一个侧面来猜测他其他的面向，以及通过单独的个体来辐射群体或是社会，并同时保证个体的完满。
最后就是人物的完整性。
王兵提到，他不认为《青春》是一部群像式的影片，因为片中每个人物都是完整的。
纪录片里所涉及的部分不过是这个人的一个侧面，或是每个阶段内所做的具体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填补一个角色的设定。
《青春》中那些不同的年轻人的脸，就如同海洋中的鱼群一样游动。
与此同时，王兵提到“我也试图捕捉每个角色中的某些东西，以揭示他们所面临的个人困难和他们个体故事的本质。所有这些工人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而这往往是被动的，无言的，没有评论的。”
至于评价或是含义，都需要观众自己去给出。
03、
电影史上的首次拍摄，就把镜头对准了一家工厂的大门。
但一个世纪后，电影人关注的不再是质朴的工厂，甚至排斥它们。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而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对智力的强调，体力劳动者便逐渐滑落到社会底层。
用王兵的话说就是：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在不公平的状态下，劳动者不断劳动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不太希望自己变成别人的工具。事实上，有很多人一辈子的命运就是别人的工具。”
当社会的价值取向强调前进和发展的时候，注定有许多人会成为这发展的燃料。
但大部分影视作品没有或是不能关注这些燃料的，只能忽视或者遗忘，毕竟合法性是通过崇高的英雄叙事建构起来的。
但王兵的存在，却真正使这个时代的讲述更加全面了起来。
即便这样会让他作为一个电影人而处在一个异常尴尬的地位。
1999年，王兵租了台DV便一个人去了沈阳的国营工厂铁西区，经历四年完成了史诗纪录片《铁西区》，他一举成名。
学者戴锦华曾表示，《铁西区》开启了一种“我们进入、书写、再现那个激变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路径”。
当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开始转型之际，是《铁西区》为其郑重地送行。
与此同时，《铁西区》也开启了东北的影像生态。
从《钢的琴》《平原上的摩西》，再到《漫长的季节》，近二十年的东北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铁西区》的影子。
当所有人都觉得王兵自此便一路飞升之时，他却好像依旧独来独往，拍着那些他感兴趣的和认为重要的作品。
《和凤鸣》中，他倾听者一位右派运动亲历者的叙述《疯爱》，他将镜头对准了一座精神病院；
《方秀英》中，他和得了阿兹海默症的方秀英一同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八天……
无论是从大历史角度出发的作品，还是从极端人性展开的记录，王兵总是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时代下的个体。
就像生活是具体事件的铺陈，社会是个体的组合一样，对王兵来说，个体经验才是书写历史的起点。
与此同时，王兵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拍摄边缘人的生活：
“你想想，中国十几亿人里面，我所拍摄的人才是绝大多数。
像《三姊妹》《铁西区》里的工人，农民工不主流吗？工人不主流吗？怎么会是边缘人？那我们的社会主体到底是什么？
他们只是普通人，普通到个体的存在不存在可以被忽略。我不是想争什么，我只是想说，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但并不边缘。”
所以，王兵的纪录片不是在为这些人发声，而是让这些很少被听到的群体自己发出声音，他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
这种发声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
只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04、
虽然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但《青春》能引起的轰动，注定是有限的。
当然，《青春》本身对影迷也确实算不上“友好”。
没有精心设计好的构图和运镜，也几乎无甚剧情可言，配乐也基本上是画内声源，即那些“烂大街”的流行歌曲来回播放。
在这样的视像环境里，212分钟的超长时长几乎是对观众身心的巨大考验。
与“眼神清澈”的大学生们踌躇满志进入大学，却又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后的沮丧挫败相比，这群原本应该在念书的年轻工人们，以“8116”的时间表，度过他们鲜活的青春。
他们的现实生活，在能够看到《青春》并看完《青春》的人眼中，是如此枯燥乏味，令人窒息。
唯一能稍微喘口气的片段，不过是那些稚嫩生涩，带着“土味”的调情。
但在片尾的字幕中，王兵还是写道：“谢谢这群年轻人的精彩生活。”
而织里的那些服装工坊，也不单是无情的剥削场所。
在这里生发的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一种更为接近传统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但又以金钱为目标的生态。
在这样的生态中，你很难简单地论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高尚，什么又是低劣。
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豆瓣那句高亮评论所说：
“我们观看底层，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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