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华野组建先遣纵队，开辟渡江道路，为接下来大军南下做准备工作。

纵队领导班子：司令员是孙仲德，政委谭启龙，副司令饶守坤，副政委李步新，参谋长严振衡、政治部主任宋日昌。

先遣纵队由四个加强营组建而来，分别从1纵、4纵、6纵各纵抽调1000人组建加强营，另外华野司令部派侦察科长严振衡率领侦察营以及部分参谋人员等加入其中。

这支部队人数加起来至少有四五千人。

上级之所以成立先遣纵队，其实一开始准备调3个纵队先行渡江南下作战，考虑到各方面情况，不如留在打大兵团作战。最终大部队暂时不南下，组建先遣部队率先开辟道路，以便日后大部队南下时能快速渡江。

纵队领导班子是“拼凑”起来的，司令孙仲德，抗战时期担任过新四军7师参谋长，解放战争初期率领地方部队作战。谭启龙是1纵政委，饶守坤是6纵师长，李步新曾任新四军军七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副部长、长江支队政委，严振衡是华野侦察科长。

新四军7师抗战时期长期在皖西北、皖中作战，这或许是孙仲德担任司令员的一个因素之一。

孙仲德的身体不是很好，一旦有战斗，作为华野侦察科长严振衡，派一个排的兵力把司令员先掩护起来，不让他亲临战场。严振衡离开华野司令部前，首长特意交代侦察营负责先遣纵队机关的安全任务，因此严振衡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有枪声就警戒，而且还专门配备两匹骡子，以防万一。

每当有战斗时，都是严振衡与政委谭启龙负责机关的安全工作，遇到紧急情况他就处理，纵队领导对他的工作很支持。

南下途中，敌人无论是地方武装，还是正规军都对他们展开围追堵截，就像一条尾巴甩不掉。司令员对他说：敌人老追着我们怎么行，看来不打一下不行了。严振衡表示：咱们就占领阵地跟敌人打。他起草作战命令，给首长看。

实际上，严振衡担负着纵队参谋长一角色。在谭启龙的回忆录里，说严振衡兼任纵队参谋长，但严振衡不认。他说自己正式职务是野司侦察科长，上级让他协助纵队工作，并没有明确职务。因为纵队没有参谋长和参谋处长。至于他有没有兼任，不得而知。

说到司令员孙仲德经历复杂，大革命时期，在直系军阀任职，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担任炮兵连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到进步人士的影响，为革命秘密工作。身份暴露后，加入游击队，长期在合肥一带工作，担任皖西北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皖西北红军游击师师长

抗战时，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担任团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皖中一带活动后，根据形势奉命北撤，在巢无地区发展根据地。

1948年，先遣纵队成立，或许考虑到他对部队渡江南下这一带熟悉，有很好群众基础，而担任司令员。因身体差，很多具体工作由其他人负责。

先遣部队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而没有渡江南下，1949年1月，纵队解除单独南下任务。3月先遣纵队撤销。随着合肥解放，他担任军管会主任，皖北军区副司令等职，组织地方支前。

解放后，转入地方工作，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在1961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