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出生于1835年，1901年去世，在日本非常重要，重要到被印到10000日元上面，可以说他对日本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普遍追求官位而忽视专业技能和知识的积累，那么这个国家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强盛。他提倡一种基于个人努力和独立思考的社会价值观，鼓励人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提升自身的能力，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认为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需要的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和专业人才，而非仅仅是官僚体系的膨胀。鼓励人们追求个人价值和专业发展，而非仅仅着眼于权力和地位， 福泽谕吉的观点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得到了体现和推广，对日本的现代化和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福泽谕吉创办教育机构庆应义塾大学，传播他的教育活动和著作，著名著作《劝学篇》，强调了实用知识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更加重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为日本的现代化输送了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了日本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成为日本培养现代专业人才的典范，这些人才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犬养毅、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都是从这个大学毕业的。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对中国和朝鲜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说中朝两国是“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国家”，是日本的猪队友，日本不仅从两国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数。认为，“对于中朝两国，根本不用什么‘特别照顾’，日本应追随西方列强，共同占领中国和朝鲜。”福泽谕吉坚信，日本要想实现真正的强大，必须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则成为了他眼中理想的扩张目标。他提出了一个详尽的侵略计划，包括侵占朝鲜、台湾，逐步蚕食整个中国。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福泽谕吉的对华态度极为强硬。他在专题文章中，将甲午战争“赞颂”为“神圣之战争”，还将日本战胜的事实比喻为“梦想已久的胜利”。在两国谈判期间，他不仅要求日本政府索取巨额赔款，并要求将旅顺、威海卫、山东和台湾甚至是东北三省，“必须收入囊中”。 反观与福泽谕吉同时期的国人唐学埙，在留学英国之后回到了中国，投入了洋务派的门下。1862年，唐学埙通过威妥玛给恭亲王奕訢上书，希望清政府尽快利用英国当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效仿日本派遣考察团乃至派出常驻使节。他表示自己前往英国是为了“学其语言、文字、国法、民风、以图报效”，还表示自己可以志愿担任使节团的翻译，1863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英伦纪略然》，然而一切都是然而，1877年清朝派出使节，显然，唐学埙的提议超前了。他还在上海铁马路办了一家西洋私塾——同人书院馆。在西洋学问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年代，一所西洋私塾自然很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唐学埙也就这样湮没在历史中了。而福泽在同时期创办的庆应义塾如今已经发展为一所全球性大学，成为日本私立大学双雄之一。 唐学埙表明，不是中国出不了福泽谕吉，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给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任何发展机会。 福泽到晚年仍不忘向弟子们提及早年在欧洲碰到的这位中国志同道合者，他说自己在30年前在欧洲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名字叫唐学埙，俩人相约在中日两国共同引入西洋文明、兴办教育，但30多年过去了中国政府让唐学埙这样的人才不能得其用，造成中国在改革上停滞不前对日本而言是一大幸事，但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中国不可能永远停滞下去，中国若有朝一日中国政府能幡然醒悟致力于培养新型人才、兴办新式教育，并重用这些人才，中国定会崛起、震惊世界。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为日本崛起的开端，而几乎同时期在中国进行的洋务运动却没能拯救中国近代的国运？这是谈明治维新时始终不能释怀的问题。而福泽谕吉和唐学埙二人短暂交汇之后又差异巨大的命运或许能给我们些许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