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2年的一个深夜，砀山宪兵队的监牢里，一名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月的情报站长正蜷缩在角落。突然，牢门被打开，十二名囚犯被带出，押往北关土山。枪声响起，血腥弥漫，然而这位情报站长却在这场处决中意外生还。随后，他被转押南京，命运却在此出现了转机。一名神秘的伪翻译官深夜来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们真是良民的话，也一定不要乱说话。＂这句看似普通的叮嘱，为何能让一群身陷绝境的情报人员转危为安？这个在黑暗中伸出援手的伪翻译官，又是否真的如表面那般效忠日寇？
一、砀山情报站覆灭之谜
1942年初，砀山县官庄坝镇吴集村的情报站，是新四军八师在皖北地区的重要情报据点之一。这个由李耀宗担任站长的情报站，表面上经营着一家布庄，实则负责收集日军在砀山、萧县、宿县一带的军事动向。
2月18日清晨，李耀宗正在布庄清点库存，一名交通员突然匆匆赶来，递上一份加急情报：日军正在砀山县城集结兵力，疑似准备对新四军根据地发动扫荡。李耀宗立即召集副站长岳得明和情报员汪化民等人，连夜将情报通过地下交通网送往新四军八师指挥部。
然而，就在情报传出的第二天，日军突然包围了吴集村。事后证实，一名在宿县日军宪兵队任职的汉奸，通过长期跟踪，发现了布庄与地下党的联系。这名汉奸向日军宪兵队长石井报告后，日军立即布置了这次抓捕行动。
行动当天，日军出动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分三路进入吴集村。第一路由北向南封锁村口，第二路直扑布庄，第三路则负责搜查可疑住户。李耀宗等人正在布庄地下室整理情报资料，忽听楼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日语喊叫声。
情报站的秘密地下室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入口就在布庄柜台下方，平时用一块活动地板遮掩。李耀宗当机立断，命令站内六名情报员将重要文件付之一炬，自己则留在最后确保文件彻底销毁。就在文件即将烧尽时，日军发现了地下室的入口。
李耀宗和六名情报员被日军押至砀山宪兵队。日军在布庄搜查过程中，除了发现了部分焚烧后的文件残片，还缴获了一部电台和几份密码本。这些物证虽然不足以证实情报站的全部活动，但已足够让日军确信这里就是新四军的地下情报点。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日军采取分开审讯的方式，企图从七人口中得到情报站的具体活动内容和上线联络方式。特别是对李耀宗，日军格外重视，因为从缴获的文件中，他们推断李耀宗很可能掌握着新四军在皖北地区的重要情报网络。
二、血色审讯
进入三月，砀山宪兵队的审讯室内，日军对李耀宗等七名情报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严刑拷问。日军宪兵队采用了轮番审讯的方式，每天从凌晨开始，直到深夜。审讯室里，铁棍击打声和审讯官的怒吼声不断传出。
日军审讯的重点始终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情报站的上级联络员是谁、新四军八师指挥部的具体位置，以及砀山、萧县一带的地下情报网络。特别是对李耀宗，日军更是派出了专门从南京调来的审讯专家。这名专家使用了一套特殊的审讯方法，先是连续几天不让李耀宗合眼，然后在他精疲力竭时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
3月20日，日军改变了策略。他们将七名情报员关在相邻的牢房，让他们能够听到彼此受刑时的声音。宪兵队长石井认为，这种方式能够瓦解他们的意志。然而，这个策略适得其反，反而让七人更加坚定了不开口的决心。
就在日军对迟迟无法突破审讯进展感到焦虑时，石井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3月24日晚，他策划了一场精心安排的假处决。当晚，除了李耀宗等七人外，还临时调来了五名普通囚犯，总共十二人被带到北关土山。
在那里，日军将所有人排成一排跪下。突然间，枪声响起，那五名普通囚犯应声倒地。子弹擦着李耀宗的头顶飞过，他的头发被子弹灼热的气流烤焦。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李耀宗始终紧闭双唇。
这场假处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日军陷入了两难。如果直接处决这些人，可能永远无法获得他们掌握的情报；如果继续审讯，又担心时间拖得太久会打草惊蛇，让新四军有时间转移其他情报网络。
3月底，一份从南京传来的命令改变了局势。命令要求将李耀宗等人移送南京高等法院审理。原来，砀山宪兵队在向上级汇报战果时，将这起案件描述得过于重大，认为抓获了新四军在皖北地区的重要情报头目。这份报告引起了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注意，他们决定亲自过问此案。
就这样，在被俘一个多月后，李耀宗等七人踏上了前往南京的路。此时的他们，已经伤痕累累，但谁都没有开口透露半点情报站的秘密。日军的审讯报告上，除了在布庄现场搜到的那些零星物证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在前往南京的囚车上，七个人虽然伤痕累累，但都在默默坚持一个信念：只要不开口，就还有活着回到根据地的希望。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在南京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三、转机与暗示
1942年4月初，李耀宗等七人被押送至南京高等法院看守所。与砀山宪兵队的简陋牢房不同，这里的监管制度更为严格，但体罚和暴力审讯反而减少了。日方将七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并安排了专门的翻译官负责审讯记录。
这名翻译官姓周，自称是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的官员。他在第一次见到李耀宗时，就表现出与其他审讯人员不同的态度。在记录供词时，他总是写得很慢，不时停下来询问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
4月15日深夜，周翻译趁着换班的间隙，独自来到李耀宗的牢房。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打开审讯记录本，而是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如果你们真是良民的话，也一定不要乱说话。＂这句话乍听平常，但＂良民＂二字的语气格外奇特，仿佛暗含深意。
第二天的审讯中，周翻译突然提出要重新核实李耀宗在布庄的经营情况。他特别询问了布庄进货渠道，并反复确认李耀宗与苏北商人张福林的贸易往来。这个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为后来的辩护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南京地下党组织也在秘密运作。一个化名＂老王＂的地下党员通过打扫监狱的工友身份，开始在看守所内活动。他每天推着清洁车，经过关押李耀宗等人的牢房，时不时会＂不小心＂掉落一些垃圾，需要弯腰捡拾。
4月底，在一次例行提审时，周翻译向日方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李耀宗的布庄确实与苏北多个商号有贸易往来，这些往来都有正式的账本记录。特别是与张福林的生意，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并非临时搭建的掩护关系。
这份报告引起了日方的重视。原来，张福林是日伪当局默许的＂公共商人＂，专门负责与沦陷区和根据地之间的物资流通。如果李耀宗真的只是张福林的生意伙伴，那么之前砀山宪兵队的判断可能就需要重新评估。
5月初，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福林本人将到南京作证。这个消息让案情出现了转机。然而，没人知道的是，张福林其实也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他此行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将用一个合情合理的商业证词，为李耀宗等人打开一条生路。
就在各方势力暗中较劲时，周翻译又一次在深夜来到牢房。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更明确的暗示：＂明天的提审很重要，只要你们坚持布庄生意的说法，就还有转机。＂说完，他迅速离开，仿佛从未出现过。
这时的李耀宗等人终于明白，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地下党的力量正在暗中运作，而这个神秘的周翻译，很可能就是接应的关键人物。
四、巧妙周旋
1942年5月10日，张福林抵达南京。这位在苏北地区颇有声望的商人，一到南京就立即联系了日伪当局的经济管理处。他带来了过去三年与李耀宗布庄的完整交易记录，其中包括布匹、茶叶等货物的详细清单和资金往来凭证。
在南京高等法院的审讯室内，张福林以证人身份出庭。他详细陈述了与李耀宗的商业往来历史，从1939年初次合作说起，直到1942年2月最后一批货物交易。每一笔交易都有确切的日期、数量和金额，与之前查获的账本记录完全吻合。
周翻译在整个作证过程中担任翻译，他对张福林的证词进行了细致的翻译，特别强调了几个关键点：第一，李耀宗的布庄是战前就开始经营的老字号；第二，布庄与多家商号都有固定的贸易关系；第三，所有交易都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并有完整的税收记录。
5月15日，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折。日方经济管理处提交了一份补充调查报告，证实张福林确实是得到特许的＂公共商人＂，专门负责维持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之间的民生物资流通。这份报告为李耀宗等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布庄是张福林合法贸易网络中的一个环节。
5月20日，南京高等法院对案件进行了重新评估。砀山宪兵队此前认定的＂地下情报站＂的说法开始动摇。在这个过程中，周翻译又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整理审讯记录时，巧妙地模糊了一些不利的细节，同时强化了有利于辩护的证据。
然而，日方并未完全放松警惕。他们注意到在布庄查获的电台残骸问题仍未得到合理解释。对此，周翻译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说法：那可能是布庄用来收听商业信息的普通收音机，在混乱中被损坏。为了佐证这一点，他还找来了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几种民用收音机的图样作比对。
6月初，案件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这时，一个意外情况为李耀宗等人提供了转机。日军华中方面军突然对江北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维持后方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处理一起可能引起地方商界不安的案件，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周翻译抓住这个机会，向日方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暂时将李耀宗等人收押观察，如果他们真的与地下组织有关，必然会在监视期间露出马脚。这个建议得到了日方的认可。于是，案件的处理方向开始向有利于李耀宗等人的方向发展。
6月中旬，南京高等法院作出了一个折衷的决定：以＂扰乱市场秩序＂的轻罪名义，对李耀宗等人处以监视居住。这个结果既给了日方一个台阶下，又为后续营救行动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个神秘的周翻译在幕后的精心运作。
五、秘密撤离
1942年6月25日，李耀宗等七人被转移至南京城西的一处日伪政府管理的民宅内实施监视居住。这座两层楼的建筑外表普通，但周围布置了多处暗哨。日方派驻了四名便衣特务，名义上是保护，实则严密监视。
监视期间，周翻译仍然定期来访，以查看交代问题为由与李耀宗等人见面。他每次来访都会带来一些日用品，看似普通的物品中却暗藏玄机。一个装有茶叶的纸包里藏着一张写有密写内容的薄纸，上面详细说明了即将展开的营救计划。
7月初，南京城内一连发生了几起火灾，各处消防队频繁出动。这些火灾看似偶然，实则是地下党组织精心策划的疏散监视力量的行动。7月8日夜里，城西突发大火，监视人员中的两名被临时抽调支援救火。
就在这天夜里，一支日军运输队突然造访监视点。队长出示了一份调令，称要将李耀宗等人转移到扬州。这支运输队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伪装的，他们使用的调令是周翻译提供的日军文件范本仿制而成。
在转移过程中，运输队按照预定计划，将车辆开往城北方向。半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临时检查站＂。检查站的士兵要求更换押送人员，这些士兵正是地下党的接应人员。就这样，李耀宗等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第一次转换。
运输队将车开到城北郊外的一个废弃砖窑后，李耀宗等人被转移到预先准备好的地窖中。他们在那里等待了整整两天，直到日军的搜索力量逐渐减弱。期间，负责警戒的地下党员发现日军多次派出搜索队，但都没有发现这个隐蔽的地点。
7月11日深夜，张福林的一支商队出现在砖窑附近。这支商队装载着大量的布匹和杂货，李耀宗等人被分别藏在货物之中。商队走的是张福林常年使用的贸易路线，拥有固定的通行证，一路上都未受到太多盘查。
商队先是向北走，后来又转向西行，走走停停，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淮北地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这里，新四军的交通员接应了李耀宗等人，并护送他们回到了根据地。
整个营救行动历时半个月，跨越了三个地区，动用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和交通员。而这个精密的营救网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位神秘的周翻译。直到最后，李耀宗等人也没有得知周翻译的真实身份。他们只知道，这位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同志，是党组织在敌占区布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8月初，当李耀宗等人重返新四军驻地时，他们带回的不仅是一个惊险的脱险故事，更是一份宝贵的情报工作经验。这次事件之后，新四军对砀山、萧县一带的地下情报网络进行了重新部署，建立了更加严密的联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