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1982年10月出版），徐世达口述、郑克琴整理，原标题《渡江战役前夕皖南游击队的活动片断》

正文

影片《渡江侦察记》在全国上映后，已经家喻户晓。影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真实。那时，皖南游击队配合大军渡江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我当时担任铜陵沿江工委书记兼游击队负责人。这里回忆的是渡江战役前夕皖南游击队与江北大军取得多次联系，以及引导先遣部队与游击队司令部在黄山会师的经过。

我们铜陵沿江工委即第四工委于一九四七年九月成立，尹彬同志任书记，我和查斌同志任工委委员。一九四八年八月，尹彬同志调走，我担任了第四工委书记兼游击队负责人，敌人称我为“大队长”。我们游击队下有武工队十多个，或七，八人一队，或十余人、廿人一队，以铜陵为中心，活动于铜陵、繁昌、荻港、大通、贵池、铜山一带，时刻给敌人以打击；而青阳、南陵两地则是我们的“后方”。我们皖南各县游击队统归皖南游击队司令部领导，司令部设于黄山。负责人是胡明同志。

自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后，全国战局于我已十分有利。全围各战场捷报频传，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了我军的共同心愿。处此大好形势，沿江工委召开了会议，号召我们：“作好准备工作，迎接新的胜利！

经过这次会议，我领导的这支游击队，深入到了江边活动。我们依靠群众在荻港至大通建立了八个情报网和联络站，同时还训练了一支水手队，担负长江两岸的情报传递工作。《渡江侦察记》中横渡长汇的小马，他的模特儿可能就是我们第四工委领导的水手队队员赵帮根同志。

我们为迎接大军渡江在作积极准备。但敌人并不甘心灭亡，妄图凭借“长江天堑”作垂死挣扎，调重兵十万于皖南沿江一线设防；同时对我皖南游击队加紧“清剿”，叫嚣“要想巩固江防，就必须消灭皖南游击队”。但是我们这支不过两百人的武装，却神出鬼没，千变万化，到处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人们熟知的影片中那位“刘四姐”是确有其人的，她经常带领一个小队插进敌人心脏，杀顽敌，刺军情，搞得敌人坐卧不安。我被敌人列为“匪首”，悬赏银洋千元，买我的头。但我们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掩护，敌人哪里能捉到我呢？我们对当地的有些伪乡保长做了工作，向他们讲清形势，指明出路，要他们立功自赎。于是不少人就做了两面保长。他们随时向我们通消息，接待我们游击队，并在我们的指示下，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报敌情”，可是人数大大地夸大；行踪则往东报西，搞得敌人晕头转向，经常扑空。我们在敌人的“清剿”中愈加壮大。

在此前后，我们从往返于大江南北的一些群众传闻中，知道我们解放军主力已经到了江北，同时沿江工委也通知我们，说马长炎、高立中同志率领的华野先遣纵队独立支队已到了江北。但他们究竟在江北哪里，一时还搞不清。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派人过江，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与他们取得联系，以便配合大军渡江。

接到上级指示，我们立即作了研究，估计大军可能在六安、霍山一带，要派人去，最好是操这一带口音的人。这样，我们就请来了受过我们长期教育的一位合肥籍的烧炭工人（他的名字，可惜我已忘记了）。我们请他代我们去江北一趟，务必要找到江北大军，将重要情报送到。这位烧炭工人没作任何推辞，随即把我给他的一份说明荻港、铜陵、大通沿江敌情及我们危欲与大军取得联系的情报塞到了他装饭菜的竹兜子里，毅然动身去江北。走后不出二十天，他回来见到我。激动地说：“队长！我找到了马长炎支队长和高立中副政委了！部队就在合肥东乡。首长接见了我，看了情报，高兴地召开了支队干部会议，兴奋地宣布：‘同志们，皖南游击队派人送情报来了！江南有同志接应我们了！大家快作好准备，打过长江去！’首长的这一宣布，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说着，他把首长写的信交给了我。这时，我们心情的激动已无法形容。我们当即把情况报告了上级。

不久，独立支队的小分队就活动到枞阳三官山、横埠一带。获此消息，我即派联络员许来全去江北。他到了北岸，给小分队作向导，偷渡了长江。这支小分队带有手枪两支，长枪五、六条，由指导员刘永带队（他现任171医院政委）。这十个同志中，有一位重要便衣交通叫许达泡（原名许章法，现仁广州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化装成送亲礼的老百姓，礼物里暗藏着电报密码。他们抵达后，我即派人把他们护送到黄山我皖南游击队司令部。许到了黄山交代了南北两军联系密码。从此，皖南游击队和江北大军取得了电讯联络，为以后配合大军渡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辽沈、准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将介石军队龟缩长江一线，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统治区人心浮动，长江两岸人民渴望我军早日过江，解放全国。一九四九年三月间，独立支队的先遣部队偷渡过江。他们的任务是与我皖南游占队会师，占领江岸要地，配合主力部队渡江。他们山慕思装（团参谋长，渡江胜利后被授予侦察英雄称号）、亚宾（真名章尘，团参谋长，现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两同志率领，按“四、四”编制（即一连四排，一排四班）组建（共一百几十名指战员，其中战士都是班排级，大部分都是江南人，原新四军的老战士）；装备精良，每人一条冲锋枪，一条短枪，几颗手榴弹，每排还配有一挺轻机枪，整个部队带了一部电台。临出发前，首长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他们从无为偷渡，三、四个人一条船，共约四、五十艘。船到了铜陵江边坝埂头，被国民党的巡逻哨发现了。敌人吓慌了，又是呜锣，又是打枪，一路拼命跑，一路狂呼：“不好啦！不好啦！共产党过江啦！”锣声、枪声、狂呼声惊动了江边暗堡里的敌军，他们慌忙用轻、重机枪向我军扫射，有些战士不幸牺牲。但极大部分还是胜利抢渡过来了，人数共约一百多，两位团参谋长也安全到达南岸。一过江，他们即分兵两路。一部冲向铜陵狮子山，头晚深夜到达，没有找到我们游击队，第二天晚上转移到了南陵戴公山。这时我还在青阳。次日，当联络员送来了这个极其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立即写好情报，派联络员廖应松跟踪前往，同部队取得联系。廖应松奉命飞速向戴公山跑去。可是万没有想到走到戴公山脚，他不幸被敌人发现逮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他宁死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过江的先遣部队的另一部，上了铜陵江岸后，就沿铜陵县城以下的江边前进，到了大通江边的羊山，找到了我们游击队的查斌同志（现任南陵政协主席），即由查斌等国志带部队到青阳甘家冲。此时从戴公山转移过来的部队也到了，三支人马在甘家冲胜利会了师。这时，小小的一个甘家冲沸腾了！群众奔走相告，笑逐颜开，欢庆会师的鞭炮声响彻云霄。当天，我们游击队买了一口猪，备办了酒，慰劳部队。

休息了两天，我亲自率队陪先遣部队前往黄山。抵达黄山游击队司令部后，热烈庆祝与欢迎的仪式更为隆重，战友相逢的场面感人至深。没几天，我们在下自荻港、繁昌，上至大通、贵池、铜山一带，配合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凌晨解放了大江南。

（原注：安庆地委统战部供稿）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198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