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洛地处青海高原东南部，东连甘南四川，面积75000平方公里，藏族人聚居区之一。境内山川纵横，雪峰耸列，草原辽阔，黄河萦回贯穿全境。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寒缺氧，人烟稀少，交通阻隔，与外界几乎隔绝。
历史上一直把果洛看作是瘴病弥漫、荒僻不毛之地，少有人冒然涉足。
果洛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部落制度，权力为头人和牧主掌握，处在封建割据状态，保留着某些奴隶制的残余。生产方式原始落后，主要是游牧、狩猎和采集业，百姓极贫穷。
由上、中，下三个部落分治，统称“三果洛”。中小部落时东时西，流动在三省边境，与大部落关系松散，又不断分裂，解放时已形成了大大小小200多个部落。
大部分各间连年械斗不休，小部落依强自保，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马麒马步芳父子连续七次大规模镇压果洛，但每次都遭到顽强抵抗，始终未能站住脚。
西藏的和平解放给果洛各阶层极大的震动。但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我党很不了解，有疑虑。但人人都清楚，共产党解放果洛已是大势所趋。
果洛康赛部落头人康万庆通过甘肃黄正清的引荐，在甘肃夏河和四川阿坝与我党接触，表示欢迎共产党解放果洛。紧接着，另一个部落头人然洛（康之女婿）于1951年秋派尕尔万父子代表三果洛上层人士到西宁，请求我党解放果洛。
当年冬，扎喜旺徐带领尕尔万父子进京，受到朱德总司令、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中央领导随即召见扎喜旺徐和天宝，征求他们对解放果洛的意见。
1951年12月间，中央决定果洛隶属青海省；由西北局组建果洛工委和果洛工作团；对果洛实行特殊政策。
1952年2月，西北局正式建立中央果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马万里任工委书记，扎喜旺徐、张国权、王育英等为委员，扎喜旺徐任工作团团长。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统战部长汪锋接见马万里和王育英，指示在果洛这样一个特殊民族地区，要采取“更加慎重稳进”的方针；事无大小都要请示报告，不能轻率从事。
西北军区决定由警卫团和驻青海的一军，抽调部队组成果洛骑兵支队，刘明德任支队长，阎世富任副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
1952年3、4月间果洛工委到达西宁。中共青海省委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介绍了果洛的社会情况。
果洛工委在西宁组建果洛工作团。西北局和青海省委派来了数十名在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考验的同志；又调集一大批经过土改和“三五反”运动锻炼、熟悉群众工作的中层干部；选拔了七十多名藏语翻译；从文、教、卫、牧、邮等部门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卫生部还特意从北京派来一支精干的医疗队。
全团干部汉藏回职工共二百多人，应调干部没有一个讨价还价。
工作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藏族语言和风俗习惯，训练骑马和野外生活的适应能力。工委编写了《工作队员手册》，进行纪律教育，具体内容有三十多条，如路经帐圈和寺院必须下马步行；禁止任何人打狗、捕杀老鹰等。编写了《汉藏日常用语对照手册》，人手一册。
1952年7月1日，果洛工委、工作团和骑兵支队，带着粮食、装备等辎重，从西宁出发，踏上了光荣而艰苦的征程。
这天清晨，西宁朝霞辉映。从城内东西大街到郊外湟水桥畔，沿途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夹道欢送。
进军果洛的主线为西宁——贵德——同德，三渡黄河后直达果洛中心地查郎寺；副线沿唐蕃古道西进，从花石峡向东进入格科滩，主要是探明向果洛运送物资的路线。大队人马走主线，一个小分队走副线。
省军区派了一个运输连运输重要物资。贵德、同德、共和、兴海等县调集万头牦牛组成了庞大的运输队，跟随工委工作团行军。进军果洛的队伍和运输队一路排开，长达20余里。
队伍过贵德县，便进入茫茫草原。脚下无路，过河无桥，高原缺氧，风雨无常，步步艰难。尤其是三渡黄河，十分惊险。
首渡贵德黄河，浮桥摇摇晃晃，单人行走头晕目眩，大队人马通过更加艰难，全团人马小心翼翼用了一天多才过完。
第二次在拉加寺渡黄河，连浮桥也没有了。水急浪高，望而生畏。我方派人到拉加寺联络，只找到很少的皮筏子，只能渡人，不能载马；大量物资需往返运数百次。坐在皮筏子上，一不小心，就会被抛入漩流。骑兵支队一班班长强渡中不幸落水而牺牲。
骡马临河，畏缩不肯下水，就用布蒙住马眼睛，再把缰绳拉在皮筏上，推马入河。一马下水，群马追随，河面上马头攒动，嘶鸣喷水之声，象天外雷滚，数里之外可闻。全体人员靠勇敢拼搏，强行渡过了最艰险的拉加寺黄河。而粮食、帐房、灶具等物资很多，则往返运渡了一个星期。
8月4日，抵达查郎寺对面的黄河北岸，对面河就是查郎寺。
时值雨水旺季，河水猛涨，浊流横溢。工委发动干部战士出谋划策，并选拔会水的同志，分别护渡。水寒刺骨，流石绊脚，不少人在涉渡中破肤伤肌，最终人马安渡无恙。
行军途中，大家相帮相助，无一人落伍。夜宿草滩，铺开油布当案板，拣来牛粪当烧柴。雨雪交加，无法做饭，就啃干粮喝生水，以苦为荣。
队伍沿途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格科、东久多卡，当地头人和牧民群众组成的欢迎队伍长达数华里。
到达目的地查郎寺，全寺僧侣和头人、牧民以藏族人民的最高礼仪前来迎接。
进驻果洛，工委首要任务是了解民情，宣传政策，争取民心，以求站稳脚跟。
果洛民众对我人员到来既欢迎又存疑心，部落间历史积怨甚多，内部纠纷积案如山；人民群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中。为此，工委决定立即召开全区民族联谊会。
8月24日，果洛首届民族联谊会于在查郎寺召开，与会民族宗教代表人物271人，场面相当热烈。马万里作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的报告，扎喜旺徐作了“恢复发展生产”的报告。两个报告阐明了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现有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政策，号召果洛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走上幸福的道路而奋斗。
各界代表人物第一次坦诚相见。过去联盟不联心，械斗多年见面就眼红，康干、康赛两大部落头人是堂兄弟，敌对多年，打了无数次仗，人畜伤亡不计其数，会上终于握手言欢。
借着联谊会的春风，工委趁热打铁，马上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群众性团结大会，到会各阶层代表313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调解各部落的纠纷。
马万里和扎喜旺徐等广泛接触了部落头人。各部落积怨很深，要解决纠纷，难度相当大。工委初步掌握的重大历史纠纷不下百起，有的还在继续发展，而以然洛部落的纠纷最为尖锐。不解决纠纷问题，果洛的一切都没有指望。
但是，解决的办法却颇费踌躇。
民族人士坚持按历史习惯来解决。例如，人命的价格，部落头人为二百个元宝（每个元宝合七十块银元），而穷苦人只二十个元宝，极不公平。调解命案的费用也相当浩繁，有衙门钱、上门钱、认错钱、消恨钱、道歉钱、低头钱等，一般都在一百个元宝左右，普通牧户一次解怨，就要倾家荡产。
工委在调解纠纷时，本着有利团结，有利生产，有利减轻群众负担的原则，适当考虑了当地的习惯，灵活掌握，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我干部为调解纠纷，成天斡旋，不辞劳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调解到深夜两三点钟，终于感动了各方代表，一举调解平息了38起较大的械斗纠纷，使其中死亡55人、伤残77人、损畜数万头、拖了多年的9起重大纠纷从此息戈和事，造成了“团结光荣，纠纷耻辱”的气氛,。
群众载歌载舞庆贺调解成功，不少上层人士，表示愿同我方合作，共创草原安定局面。
果洛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季，达日、上贡麻一带发生牛瘟，群众恐慌万状。工委全力抢救，立即组织20多名藏汉干部和仅有的3名兽医，奔赴疫区，采取分群隔离、牛粪消毒、八方封锁等措施，并急电省委、西北局和党中央请求派飞机投药。
由于首航困难，飞机寻找三天才将血清投到疫区。短短两个月，牛瘟被彻底扑灭，鲜活的事实再次教育了果洛人民，也对工作团站稳脚跟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工委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渐取得了一些开明上层人士的信任。1952年冬，工委说服康赛头人康万庆出动200多名骑兵配合我军剿灭流窜到果洛边境的马良、马元祥残匪，长达半年之久。
1952年12月，工委组织了“果洛藏族参观团”，邀请57位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部落头人、活佛喇嘛、牧民，由扎喜旺徐带队，前往祖国各地参观。团员们游览了古都名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参观了工厂矿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从此，他们再不说“天果洛，地果洛”了。
不少人产生了新观念。在座谈会上，康克明要求在果洛修筑公路，然洛要求统一三果洛，建立统一政权，帮助提高藏族同胞的文化。
1953年3月，果洛藏族参观团满载而归。马万里和工委的其他领导到吉迈黄河沿迎接，代表们喜形于色，言谈雀跃，许多上层人士有了很大的转变。莫巴头人伊尹旺杰参观回来，接到阿坝头人来信，“拜托将五名汉人（逃窜的反革命分子）派人护送去新疆”。伊当即派弟弟飞马来向工委报告。工委即派部队将匪首马元祥的参谋长刘振华等五人追捕归案。
1953年5月，工委组织四个工作分团，分赴各部落开展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各分团走访了210多个大小部落，访贫问苦，实施救济，扶持牧民发展生产，广泛宣传党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等特殊政策，调解了大量历史纠纷，增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团结。
文工队演出节目、放映电影、发行图书等活动，向果洛人民介绍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贸易队公平交易，大大方便了群众，深受各阶层人民的称赞。
医疗队救死扶伤，免费诊病奉药，群众非常欢迎。在中央民族医疗队的努力下，基本上控制了果洛地区性病的蔓延。一年中，治疗4535人次，抢救了一批重危病人，深深地感动了群众。他们说：“草原上飞来了金风凰，共产党给我们派来了世上最好的‘曼巴’，救了我们的命，治了我们的病，我们世世代代忘不了！”
工作团所到之处，那些靠讨饭，挖“哈拉”（旱獭）度日的“塔哇”（赤贫户）蜂拥而来。各分团发放了大批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开始有些人不敢要，甚至领后又退回来，其原因是听信了“先甜后苦”的谣言。看着工作团给群众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他们才信以为真。
仅1953年，工作团就发放救济银元15700余元，粮食197000余斤，茯茶1000封，羊皮300张，铁锅57口，镢头1500把和帐房、石磨等，以解燃眉之急。
这些塔哇沦为赤贫，或因战乱、天灾丧失了牛羊，或世代就是头人和寺院的“塔哇”，或因犯了“犯上罪”，被“扫地出门”，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
安置这些塔哇是工委应尽的责任，但牧主头人不赞成。经过苦口婆心的说服动员，终于做通了各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划出了一些草场，安置了一大批赤贫游民。后来达日县窝赛乡的牧民，就是当年安置的“塔哇”。
果洛工委能在很短时间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靠的是全体同志的献身精神。
果洛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左右，冬天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一年四季没有新鲜蔬菜，主要吃牛羊肉和干菜。口粮和马料要自己到30多公里之外的储粮点去背，烧的全由自己上山打柴、拣牛粪。途中，有的同志昏倒，有的冻破了手指和耳朵。
由于缺乏氧气和营养，很多人手指甲塌陷，女同志月经不调，怀孕后常常流产。
第一年冬天，全团住的都是单布帐篷，早晨起床，被子上一层冰，脸上一层霜。第二年工委发动全体人员打草皮，挖地坑，盖草皮房。马万里的草皮房子算是好的，逢雨天睡觉，也要在被子上盖块油布遮雨，其他同志就更难了。还有同志下帐遇到大雪，迷失了方向，得了雪盲，冻掉了手指和脚趾。
1954年初，大雪封锁了整个果洛草原，交通中断，人粮马料危急，但大家泰然自若，坚守岗位。青海省委求援兰空派飞机空投了大量粮食和物资，才解除了危困。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全团上下同甘共苦，情绪乐观，精神饱满，经常开展篮球赛、马术赛、扭秧歌，在帐房里举办歌咏会和舞会。很多藏、汉族男女青年在草原上成了家，落了户，成了开发建设果洛的骨干力量。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并经与各方爱国人士充分酝酿协商，1953年底召开了果洛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元月1日，正式宣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政府成立。
会议民主选举扎喜旺徐为自治区主席，旦增尖措、康万庆、康克明、伊尹旺杰、祁姜宫、尕道如（均为藏族）为副主席，马万里和索南、果青智格等18人为自治区政府委员。果洛自治区政协也同时成立，马万里担任政协主席，然洛、多日昂、俄合保等任副主席。
1955年7月2日至8日，召开了果洛藏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果洛藏族自治区改为“果洛藏族自治州”。与会代表一致推选扎喜旺徐为自治州州长，且增尖措、马有成、康万庆、康克明、伊尹旺杰、祁姜宫、尕道如等为副州长。
果洛社会秩序日趋安定，流窜的残匪迅速被消灭，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草原上真正呈现出人畜两旺的繁荣景象。形势之好是历史上少有的。
1957年全州各类牲畜达到160万4千余头，比1952年的117万余头增长了47万多。商品总收购额达到418万2千零59元，比1952年的26万6千306六元增长14倍多。商品销售额达257万8310元，比1952年的14万2487元增长了17倍多。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工业交通、财政金融、邮电、粮食、贸易等发展迅速，市场繁荣，社会秩序良好，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为发展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大批民族先进分子涌现出来，他们中不少人原来是牧工、放羊娃，甚至是奴隶，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