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历史学家乔治·卡玛萨拉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巴西有个名叫坎迪多哥多伊的小镇，当地新生儿为双胞胎的几率达到了可怕的20%，而这个数字的正常值仅有1.25%。不仅如此，新诞生的双胞胎大多是金发蓝眼的高颜值小孩，听上似乎还挺不错，然而这并非什么奇迹。相反，被称为“双胞胎园地”的坎迪多哥多伊镇不但完全是“人造”的，它还是一个名叫约瑟夫·门格勒纳粹战犯的杰作。

众所周知，二战中纳粹高层奉行所谓的“人种政策”，将人类分成若干等级，被贴上“劣等种族”标签的人惨遭无情消灭。尤其是在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结束后，纳粹高层推出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方案”，其对其他种族的迫害想着更高效冷酷的方向发展。纳粹刽子手的良知早已泯灭，对他们而言，屠杀已成了一件机械重复的工作，甚至跟杀猪没啥区别。更令人发指的，德国人居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搞起了“自我清洗”，大量有遗传病的、身上有疤痕或是畸形的人大多被安排到“医院”接受治疗，其实就是被拉到专门的地方杀害了。纳粹高层相信，只要消灭这些“残次品”，德国人将会朝着更完美的方向发展。

从二战德国政府档案来看，仅在“自我清洗”中罹难的德国人就有7万人，而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应该不低于25万。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纳粹分子群体中也诞生了不少大名鼎鼎的恶魔，如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阿道夫·艾希曼等等。虽然这篇文章的主角不如这些人名头响，但对当年的受害者来说，门格勒更加令人绝望。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年3月16日出生在德国冈兹堡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卡尔·门格勒是一名国家保守主义者，而门格勒“子承父业”，在13岁时就加入了国家保守主义组织“大德意志青年团”，还混到上了当地青年大队第一大队长一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这样一个身份在日后为门格勒加入纳粹并平步青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0年，门格勒从高中毕业。当时，德国富家子弟大多去学习法律、政治、哲学等，为后来进入政坛做准备，或是学习经商以继承家产。门格勒却毅然进入慕尼黑大学修习综合医科。那会儿，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搞得如火如荼，大量德国青年积极加入纳粹党，门格勒却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行动。然而就在1935年，当门格勒为自己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而努力时，他欣然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为“有关四个不同种族人类的前下颚部分的种族形态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他顺利地拿到学位。1938年，门格勒又拿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

门格勒的能力不差，但从这段早年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并不是一位志向坚定的理想者，念头里多多少少带着些投机倒把的倾向。事实上，二战爆发后，他的这一特点才得到了充分展现。

1940年6月15日门格勒应召入伍，起初被安排在国防军序列中担任医疗官。不过，此时已加入纳粹党的他似乎对这样平淡的安排很不满意，不久后就以纳粹党员的身份要求被调到党卫军服役。即便如此，在1941年以前，门格勒也只是兢兢业业地担任战地医生，积极治疗伤员，丝毫没有露出半点“黑化”的迹象。他的军衔也是稳中有升。不料就在1943年1月，门格勒在一场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被认为不可再上战场，随后被调往党卫军某步兵后备营。在这个时间点上，门格勒位卑言低，籍籍无名，在浩瀚的历史浪潮中犹如一粒沙子；按照正常发展，这场战争对他而言已基本宣告结束了，但门格勒对这样的退场显然感到十分不满。根据资料，在接到调任命令后的几个月后，他才不情不愿地报到。

事实上，门格勒获得的新差事是个肥差——虽然名义上为党卫军服务，但他更多地是在为连皇帝科学研究所从事所谓的“人类学研究”。那儿工作节奏慢而薪水不低，门格勒完全可以上班摸摸鱼混混日子，年头到了，职位自然也会水涨船高。不过，身负两个医学博士学位的门格勒那儿乐意干这种事？他在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乃至出人头地的机会。

1943年5月，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管理人员做了一轮调整，负责管理吉普赛人营的医官本诺·阿道夫因病卸任，在一番积极争取下，门格勒获得了这份任职。讽刺的是，门格勒的职责是帮助营中的吉普赛人治疗各种疾病、消灭传染病等等，然而门格勒却“搞错了”——没过多久，他管辖内的所有被关押的吉普赛人全都被杀光了。没有了人自然就没了疾病，从一个无厘头的角度来说，门格勒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因此得到了长官的赏识。不久，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位迅速攀升，成了绝大多数医官的领导。门格勒的领地不再局限于某个部分，他可以在整座集中营中挑选自己的猎杀对象。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他彻底丢掉了良知。

比起其他刽子手，门格勒最可怕之处在于他杀人总会给犯人留下一丝“希望”。当然了，这绝非是说他多么仁慈，相反，囚犯们明知自己难逃一死，但门格勒却往往不会把叫到他面前的囚犯全部处决，而是杀一半留一半。例如，他会提前在墙上画两条线，然后让犯人一字排开，个子比上沿高和比下沿低的犯人会被当场处决，剩下的则被关回牢房。第二天他故技重施，但这次处决的是身高恰好位于两条线之内的犯人。

有时，门格勒心血来潮，让士兵把犯人带到面前把玩许久。犯人以为自己死定了，不料门格勒最终却下令将他们再关回去。还有些时候，门格勒会让犯人们自己站成左右两队，他会凭自己的心情决定处决哪边的。每当有新的犯人被送到集中营，他总会穿着笔挺的军服，打理好发型，给这些犯人“接风”。尤其是对那些儿童，门格勒甚至还会带着糖果和玩具，告诉他们“欢迎回家”。在做这些时，门格勒总是带着和蔼的笑容，乍看还真像个善良的人。小孩子也不懂事，反而将这个杀人恶魔称为“好叔叔”。

门格勒于1935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曾在莱比锡大学医院儿科经历了一段长达4个月的实习，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他对针对儿童的实验有着特殊的兴趣。门格勒特别喜欢折腾双胞胎，他曾经将一对双胞胎男孩相同部位皮肤剥下，然后将两人缝合在一起。门格勒只是好奇这对双胞胎会不会成长为“连体人”，结果没过多久，双胞胎就因为伤口感染而毙命，死前经历了一段十分痛苦的过程。除此之外，门格勒常常用一些可怕的手法来测试人体的“极限”：他会精心挑选一名囚犯，每天都摘除囚犯身体上的一个器官，看看囚犯到底能撑多久。值得一提的是，资料中提到门格勒通常不会给自己的实验对象打麻药，这个过程之残酷可想而知。

诸如此类残酷的迫害手段，门格勒简直是花样频出，还有许多颠覆人认知的“作品”，我们在此并不方便过多描述。门格勒究竟杀了多少人，史家对此没有确凿说法，但一说死在他手上的受害者多达40万人。门格勒为了“改良人种”不择手段，甚至直接用蓝色颜料涂在犯人眼球上，这导致大量囚犯失明。另有资料显示：有大约1500对双胞胎被送到门格勒手上，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不到100对。而在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人们在门格勒办公室的一张大桌子上看到了骇人一幕：桌上密密麻麻摆满了被装在容器里的遇害者的眼球，密集恐惧症患者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场面。

讽刺的是，二战结束后，美国、苏联和德国的人体医学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少人认为这些国家获得的成就是建立在当年纳粹活体实验的基础上的，而其中拥有两个医学博士学位的门格勒贡献巨大。

按理说，这样一名战犯，被枪毙一整天都不够，然而门格勒却狡猾地躲过了审判。二战末期，他先是逃回柏林，紧接着又换上了一身国防军军服，躲在一座战地医院中。美军曾捕获了他，他却用假名骗过了对方，仅2个月后就被释放。随后的几年里，门格勒躲躲藏藏，从老家冈兹堡一直逃到了南美，先后躲藏于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国，小心翼翼地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躲避着各路“纳粹猎人”和摩萨德的追捕，直至1979年2月7日在巴西游泳时心脏疾病发作身亡。

直至2004年，门格勒留下的一些信件和日记才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人们顺藤摸瓜，最终依靠DNA技术确定了门格勒的身份。从他的日记来看，门格勒从未承认过自己的罪行，他认为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为德国乃至世界“改良人种”；他甚至都没停下自己的“人种改造实验”，正如文章开头所说，他逃亡到坎迪多哥多伊镇并混了个医生的活儿，借工作之便悄摸摸地将那儿改造成“双胞胎小镇”。

门格勒曾以假身份回国探望了自己家人，并亲口告诉自己儿子，别人指控他的那些罪行都是捏造出来的。遗憾的是，人们都在唾骂这个恶魔，却没有人认出近在眼前的他，甚至连自己的亲兄弟、妻儿都将其误认为一位远房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