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41年7月的基辅战役之所以被世人熟知，主要原因就是苏军输得太惨了。作为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战，苏军一役就败光了一个主力方面军，被歼灭和被俘作战人员总计近85万（伤亡19.32万，被俘65.2万）。

苏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损失着实骇人，然而只盯着账面数据容易让我们忽视另一些隐性的东西：比起这些能够量化的损失，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麻烦——他们正被卷入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基辅战役的过程已被无数次提起，我们在此不做赘述，不妨直入主题。

基辅战役两个月前爆发的明斯克战役，是对苏联一记凶狠的敲击。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不宣而战，仅一天就摧毁了西方面军下辖的26个军用机场，方面军拥有的数百架战机，要么趴窝，要么被当场摧毁，制空权拱手送人。

随后，德军装甲集群兵分两路快速出击，斩断西方面军同友军的联系，使其陷入孤立，紧接着又对包围圈中的苏军部队进一步分割歼灭。不到20天，超过50万苏军精锐惨遭生擒，一个装备精良的主要方面军几乎损失待机。

按照国军战神楚云飞将军的说法，就算是50万头猪，20个昼夜恐怕也抓不完。诚然，胸无点墨的巴甫洛夫过分受宠，被苏军高层安排到了超乎他能力的位置上，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赖最高领导人本人对局势过分乐观的预判，还有苏军高层对战争准备的严重不足。

某种程度而言，明斯克的惨败算是“敲醒”了最高统帅部，后者此后也拿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希望通过一场规模足够大的战役来止住颓势；与此同时，后方的部队也在积极部署快速布防，试图建立纵深以稳住局势。

高层想要一场规模够大的胜利，可偏偏一胜难求。

1941年7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60个师开始向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一带推进，试图拿下通往苏联首都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棱斯克。

对德国人而言，此役是征服莫斯科的必经之路，而对苏军来说，它又何尝不是一个扭转局势的良机呢？因此在斯摩棱斯克战役打响之前，高层对负责驻守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上将耳提面命，要求他一定要搞出点成绩；叶廖缅科把胸脯拍得啪啪作响，声称要“粉碎古德里安”。

然而，殊不知叶廖缅科也只是比巴甫洛夫强一点点，他竟丧心病狂地与势头正盛的德军打起了对攻，在占据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仅推进了十来公里便陷入停滞；德军反手就实现了合围，叶廖缅科在战斗中受伤，乘坐专机撤出时又不幸遭遇空难，差点冻死在荒郊野外。

毫无疑问，在这个关头能够把握住机会的将领，自然前途一片光明。布良斯克惨败后，叶廖缅科摆出了非常低微的姿态，令斯大林动了恻隐之心，前者虽免去了重罚，却也从此失去了在二战舞台上的戏份。相比之下，我们便不难理解斯大林为何如此宠信乃至纵容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们了——他们能打胜仗，就是这么简单。

话说回来，仅我们上述的两场战役，苏军就砸进去了近100万人。要说花钱买个教训，苏军高层能从这一连串的惨败中得到教训，在挫折中实现成长，那么此前多大的损失也算值得。基辅战役最令人气愤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竟然没有一点长进。

众所周知，“闪电战”是二战初期德军赖以取胜的法宝，充分发挥装甲部队的机动性，将敌军目标合围，再进一步向内分割分化，已达到快速击溃对方，从而速战速决的效果。

在“巴巴罗萨”计划发动之前，德军在欧洲大陆上对付的敌人要么体量太小，要么太软。真正验证了德军战略战术含金量的正是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之后，在“闪电战”的基础上又诞生了“钳形攻势”这个显性的概念，明斯克战役恰恰是“钳形攻势”的教科书之一。

在明斯克战役中，德军兵分两路，其中第3装甲集群从苏瓦乌基地区出发，在北方斩断西方面军同西北方面军的联系；第2装甲集群从华沙东部出发，由南向东北方向切断西方面军的后路。

笔者认为，钳形攻势看似锐不可当，却有着非常苛刻的成型条件：例如，进攻方在实力上必须要对防守方有一定的碾压优势，否则一场成功的阻击战足以让攻势破产；再例如，正所谓“兵贵神速”，该战术要求进攻方各部配合默契，否则免谈。

还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防守方的指挥官水平还不能太高，战争是动态的，倘若进攻方的意图被高明的敌方指挥官识破，提前发动强有力的反击或是提前撤走，都很容易改写战局。可以说，德军在明斯克取得辉煌的成功，几乎把“天时地利人和”占了个遍。

邪门的是，条件明明如此苛刻，如此的小概率事件，竟然让德军轻而易举地做到了！更邪门的是，德军不仅在明斯克完成了一次，甚至还在基辅复制了一次。

荒唐的是，手握前车之鉴的西南方面军，竟从头至尾默契地配合德军。

究其原因，您说铁木辛哥、布琼尼这两位元帅的战争思维跟不上时代，无法应对德军的攻势，这二位确实难辞其咎，但笔者认为，最该负责的仍当属最高决策层。

众所周知，基辅战役爆发前，时任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大将建议后撤以保留生力军，用空间换取时间。此举令朱可夫丢掉了职务，被发配到预备方面军听候命令。“消极作战”的不只有朱可夫一人，时任西方面军司令的基尔波诺斯上将在分析完局势后，冒着被送上军事法庭的风险下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试图保存有生力量，这个命令却被最高统帅部火线撤回，西南方面军也因此丧失了全身而退的机会。

在德军实现合围后，苏军高层非但不理会部分将领提出的积极寻求突围的建议，反而搞来许多装甲车，挂个大喇叭反复播放最高领导人的演讲，激励官兵同敌人拼命。结果是残酷的：成编制的苏军士兵端着步枪和刺刀冲向敌人，被德军机枪手和坦克成群击杀，死伤惨重。

在发现破局无望后，苏军高层选择“及时止损”，派飞机接走部分高官，丢下数十万官兵在包围圈中自生自灭——无论处于某种目的和取得了怎样的结果，这样的做法都是十分不负责任的。

在基辅战役持续的2个月里，苏联高层先后祭出了“临阵换将”、“抛弃官兵”等危险操作，不难想象，苏军官兵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操作。笔者认为，最高统帅部并非没有察觉，1941年8月16日出台的“大本营第270号命令”就是侧面证明。这道命令远不如在历史上争议颇大的“第227号”命令出名，但它同样冷酷无情。

该命令规定：任何情况下向敌人投降的士兵均被视为逃兵；若没有撤退命令，所有官兵必须打光枪里的最后一发子弹，哪怕死在阵地上；士兵因任何“被认为”是叛逃的行为而遭受惩罚，亲属也要连坐。

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下，大本营试图以“重奖”和“重罚”的双重手段激励士气，然而，这显然是适得其反的。

首先，第270号命令严重影响了军官的指挥。

德军的快速突进使得战线不断西移，曾有二战苏军老兵回忆：一觉醒来，他们就跑到了前线以西，莫名其妙成了“俘虏”。此时部队已与后方失去联系，指挥官害怕擅自下令后撤会遭受处罚，迟迟不敢作出决定，有不少部队甚至一枪未发就全部向敌人投降。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二战前期高层的严苛命令让苏军变成了“木桩”，可以令德军从容地施展计划，前者根本没有胜算。而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不但极大鼓舞了苏军士气，更是激励了苏军高层，使后者拿出了积极反扑的决心，令战场由“静态”转为“动态”，让将军们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这也是后期苏军能够反败为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讽刺的是，1942年夏季，苏军的反攻陷入停滞，这大多是由苏军高层在战略上的盲目冒进导致的。然而，大本营却立马把责任甩给了官兵。

1942年7月，斯大林召见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他在谈及部队状态问题时不仅埋怨：各部队已经把1941年8月16日大本营的第270号命令彻底忘记了……特别是各级指挥部。他要求华西列夫斯基立马起草一份新命令，其中的核心思想便是“未经命令便撤退是一种罪行”。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以强硬手段逼迫士兵向前进攻，并没能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不仅如此，过分严苛的命令也逼出了二战中大量的苏联“伪军”，如俄罗斯解放军等等。严苛的政策不但不能鼓舞军心，反而让部队战斗力进一步下滑，再催生更严苛的政策——陷入如此的恶性循环，倘若有一天，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民众承受的极限，在关键时刻闹出那么一场哗变，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1941年冬天的胜利挽回了一切，最可怕的状况终究没有到来。

如果说是斯大林的坚毅挽救了二战中的苏联，那么挽救斯大林的，正是那些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英勇无畏的苏军官兵。

此外，对每个人而言，为国尽忠是一种高尚的责任和义务；但一旦它成为统治者手中的锁链，这样的“爱国”就变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