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北两宋排名第一的大文豪，苏轼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对后世认识历史人物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苏轼点评过的历史人物很多，大多数都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对于创造了汉朝盛世的汉武帝刘彻和大将军卫青，却没有给出中肯的评价。他在自己的文章笔记和通信中，对刘彻和卫青进行了大肆的贬低抹黑，甚至是人身攻击，完全丧失了一代文豪应有的风度。他的这种表现让后世的粉丝们非常吃惊，也引起了大量的争论。本文就从苏轼评价刘彻和卫青的观点出发，看看他如此做的目的是什么？

苏轼贬低刘彻和卫青的故事很多，在他与友人的通信和自己的文人笔记中广泛存在。他在笔记《东坡志林》中写道，“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在评价汉武帝刘彻派王恢出征匈奴失败的事时，他也写道“汉武帝有秦穆公违蹇叔之罪，而没有秦穆公用孟明之德。”在苏轼的笔下，读者看不到他对汉武帝刘彻和卫青的任何正面评价，反而这种吹毛求疵的说法不少。因此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为什么让苏轼如此反感呢？

汉武帝刘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他开创了中国大一统以来的第一个盛世，是汉朝最为强盛时代的统治者。他在秦朝的基础上完善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结束了自汉高祖刘邦开始的郡国并行的分封制度，消灭了威胁汉朝北方边境的匈奴政权，为汉民族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卫青作为刘彻手下的大将，在消灭匈奴的战争中堪称首功。正是由于卫青的多次领兵出征匈奴，才逆转了汉匈之间不利的战略形势，为后来霍去病歼灭匈奴王廷主力，打得匈奴政权分裂并南北分治，开创了先机。

刘彻和卫青在这方面的功绩在历史上是公认的，受到了后世历朝历代的好评。在谈到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时，汉武帝刘彻必然是其中之一，与秦始皇嬴政并称为“秦皇汉武”。在谈到中国最有名的军事家时，卫青一定是汉朝军事家的代表，他也位列唐宋的武成王庙古今名将榜中。从这些方面来看，刘彻和卫青的功绩同时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认可，说是名垂青史也不为过。但到了大文豪苏轼的笔下，却不见了两位先贤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只留下了各种吹毛求疵的，甚至带着侮辱性质的各种小故事和桥段。

在苏轼的笔下，汉武帝刘彻以不同姿态见汲黯和卫青，既表现了刘彻的狂妄自大，又着重写出了卫青的卑贱出身。在苏轼眼里，用汲黯的光辉形象来反衬刘彻和卫青，用刘彻“踞厕”见客的姿势同时侮辱了他和卫青两人。拿刘彻对于败军之将王恢的态度，与秦穆公对同样是败军之将的孟明的态度来对比，以此批评刘彻不愿意承担战败责任，主动甩锅给属下。熟悉这两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苏轼的评价是非常偏颇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苏轼用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评价刘彻和卫青，本质上是一种污蔑和人身攻击。

刘彻见汲黯和卫青的不同姿态，实际上是因为两人的身份差异，以及他们与刘彻关系的不同。刘彻穿戴整齐，按照国家礼节见汲黯，这不仅仅是因为汲黯是朝廷重臣，更重要的是他和刘彻的关系不一般。汲黯的资格很老，他是汉景帝刘启的太子洗马，也是朝廷中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一言一行代表了汉朝初年崇尚道家的权贵和官僚，在朝廷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就他和刘彻的私人关系而言，两人是有着师生之谊的，所以刘彻穿戴整齐见汲黯，有着尊师重道的考虑。而卫青则不同，刘彻对他就随便得多，没有那么讲究。

众所周知，卫青是平阳公主家的马夫出身，在当时其实叫骑奴，归属于贱籍，被朝廷大臣看不起。后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当了皇后，所以他被刘彻提拔成为宫廷卫士，然后一步步的走到了大将军的位置上。在历史上汲黯与卫青之争，实际上是以卫青的退让而告终的。当时刘彻想让卫青站位在汲黯之上，多次谈话中暗示汲黯，但汲黯并不愿意退让。卫青反倒表现出尊师重道的态度，主动以大将军位列汲黯之下，这也成为历史文献上夸奖卫青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苏轼对这些历史典故视而不见，显然是在用断章取义的手法。

站在汉武帝刘彻的角度，他在“踞厕”见人的确是不太尊重，但在卫青身上却算不得什么毛病。因为卫青和刘彻是亲戚关系，两人说话做事没有朝廷的繁文缛节，不讲究儒家那套规矩。刘彻用这种方式找卫青谈话，实际上也是偶然和突发奇想，并没有太考虑其他，这也说明了他没有把卫青当外人。亲戚之间的礼节和师生之间的礼节是肯定不同的，苏轼漠视两种关系的不同，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污蔑刘彻和卫青，这是上不得台面的。由此可见苏轼对刘彻、卫青的评价带着很大的主观色彩，并不是客观的进行历史分析评价。

对于王恢在匈奴战败的事情，苏轼将其与秦国孟明战败的事相提并论，这完全是两回事。王恢出征匈奴失败，虽然有汉武帝刘彻不听韩安国的原因，但也是在他作战过程中过于信任自己安插在的雁门马邑的内线所致。从整个战役来讲，作为统帅的王恢必然是负有首要责任的，因为整个战争从发起到结束都是他在主导。而孟明的情况与王恢完全不同，因为攻打晋国的战略是秦穆公发起的，孟明只是执行者。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孟明犯了轻信弦高的当，但这只是战术问题，战略上全部是秦穆公在把控的。

从战争发起来，王恢之战败，是个人主导战争的失败。而孟明的战败，秦穆公强行推动对晋国战略的结果。两场战争的本质是不同的，其中的君主责任也不能相提并论。作为战争的发起人，王恢和秦穆公必然是战败的首要责任人。苏轼不站在历史的客观角度，只是以刘彻和秦穆公同为主君的位置来评判，显然是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苏轼把战败的帽子扣在汉武帝刘彻身上，找理由说刘彻丧德，其实是另有所指的。但是他的这种行为是不够光明正大的，但考虑到当时他处于的政治环境，作为后人也能够勉强理解。

苏轼写下这段文字之时，正是他最不得意的时期，也是王安石变法和元丰改制轰轰烈烈的推动之时。当时苏轼刚刚遭遇了乌台诗案的诬陷，被贬谪到黄州，所以对皇帝宋神宗赵顼和改革派新党非常的怨恨，才写下了这些丧失理智的小作文。与其说他是在污蔑谩骂刘彻和卫青，不如说他是在影射赵顼和王安石。宋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推动的变法，其中有很多特点与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的方略极为相似。比如崇尚中央集权，朝廷主导国家经济，大力发展军事改革以富国强兵，这些都是汉武帝刘彻时代的重要功绩之一。

有趣的是，汉武帝刘彻作这些事，依靠的不是以公孙弘、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而是以张汤、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之前的文章中讲过，刘彻的执政理念是外儒内法，所以对法家也是非常重视的。这种外儒内法的理念，与当时的宋神宗赵顼不谋而合，所以这也是作为传统儒家文人的苏轼所不能赞同的。苏轼所推崇的是士大夫治天下的儒家学说，并不是法家的中央集权。王安石推动的改革具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效应，尤其是后来赵顼亲自主持的元丰改制，可以说是强化了皇帝作为朝廷之首的权威。

作为传统的儒家学者，保守派旧党的头面人物之一，苏轼对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是强烈反对的。尤其是中央集权下的，以国家主导经济的运行模式，苏轼进行过多次的抨击。实际上在汉武帝刘彻时期，他为了给北伐匈奴打好经济基础，也任用桑弘羊主管经济，采取过类似的措施。这样的措施让汉武帝刘彻中前期经济丰盈，为卫青率领军队击败匈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与此相似的是，王安石当宰相时，推荐名将王韶主管河西军政，发动了熙河开边的战役，收复河湟数千里土地，在军事上压制西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为这样的相似场景，苏轼明着批刘彻和卫青，实际上是讽刺赵顼和王安石。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段，是古代文人发泄不满的常用套路。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苏轼的这些怨言小作文显然是不合格的，也是对历史本质的歪曲。实际上从王安石变法的熙宁年间，到宋哲宗元符年间，宋朝靠着变法的收益，在军事上完全压制了西夏和辽国，这是自宋太祖赵匡胤去世以来从来没有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宋哲宗英年早逝，接班的宋徽宗赵佶又是个自私自利，昏聩无能的昏君，宋朝也不至于遭到靖康之变的灾难，上升的势头嘎然而止。

综上所述，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汉武帝刘彻和卫青的评价，实际上是借古讽今发泄私怨的小作文，而不是客观的评价汉朝的历史。他接刘彻和卫青来讽刺赵顼和王安石，是出于对乌台诗案不公的怨愤。作为普通人而言，遭到不公后有这种怨愤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么做的确不值得提倡。刘彻和卫青实际上是无妄之灾，只是因为某些历史的相似性而成为苏轼借古讽今的目标。中肯的来看，刘彻和卫青的历史功绩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也是两汉最辉煌的篇章，没有之一。虽然他们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都是历史局限性导致。后人读史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客观的来看待那段历史，而不能主观上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