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傍晚，广西兴安县界首湘江渡口水流湍急，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在敌人的炮火中奋力渡过湘江。毛泽东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论及这种危险局面，他主张中央红军绝不能再被国民党军牵着鼻子走了，绝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绝不能自动“入瓮”，自取灭亡，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3人团”错误领导的3人集团。
毛泽东就红军的行军方向又向周恩来提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王稼祥、张闻天都表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博古、李德、周恩来那里，却依然不起任何作用，他们仍不顾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
红军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前进，必将再次钻入国民党军的口袋里，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说：“不能再这样了，要斗争啊！”
12月10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广西进入湖南怀化通道县的老县城县溪镇。
毛泽东对张闻天说，一定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认识才好行动。
在毛泽东、张闻天等的坚持下，12日，中共中央临时决定在通道县县溪镇的“恭城书院”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毛泽东发言时，将在路上搜集到的国民党军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讲给大家听。最后以调侃的语调说：“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李德大声说：“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黔省防御力量差，我们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与会的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是从当前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比较可行。周恩来在会前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听到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见多数人支持毛泽东，于是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我军才有一条生路。”
博古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通过了，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
通道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被排挤3年多以来，特别是自第5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人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转兵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转兵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12月14日，毛泽东在途中闻讯傅连璋在快到贵州时，因不谙骑术，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幸而被警卫人员救了出来。他马上派人把自己的棉被送给傅连璋。
12月15日，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进入贵州省雷山县境内，接着一举攻克黎平县城。
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想起这一带的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不由得引发了诗兴，吟出了《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内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西渡乌江北上，到川黔建立根据地。黎平会议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2月20日，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路过剑河县一个村子时，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子在严冬季节里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就询问情况，原来，老太太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儿子在前几天又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兵。她和儿媳妇分两路四处讨吃的。但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上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毛泽东流下眼泪，他脱下自己的毛线衣，又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叫警卫员吴洁清拿了两袋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老太太。他蹲下身，亲切的对老太太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
老太太想不到遇到了这么好的队伍，嘴里不住的念叨着“红军，红军”，拉着小孙子走了。
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猴场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所经过的一个较大较繁荣的小镇，商业发达，物资丰富。
此时，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经云集在乌江南岸，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博古、李德对于黎平会议决议一直有争议，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193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猴场下司宋家湾一个宅院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博古、李德在会议上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反对中央红军过乌江，主张回头东进转而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主张改变行军路线，中央红军仍然要钻进中央军和湘军主力部署的“口袋”里，仍然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毛泽东再次重申在黎平会议上所阐明的正确主张，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决定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博古等人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做出了限制，打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统天下。同时也表明“左”倾领导者的地位与作用正在逐步下降和削弱，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