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干部，不含局级以上，大致在副科到副局级的范围，是当年住在机关大院里的那拨领导。

40多年前，苏州的干部，本地的土著相对来说数量不多，苏州人不是不革命，是革命的机会少。领导大多是苏北人和山东人。苏北人多，可以理解，是老解放区，向苏南地区输出干部是正常的，但山东人多，原因就不解了。

老唐小时候就住在当时的苏州地区的一个干部家属院里。

老唐讲：当年的干部还是相对朴素的，大多数人家都是大家庭生活，上有老下有小，多子女，四个是正常的，极端的六、七个也不是新闻。每家每户的居住面积大多在50平方左右，官大一级，至多多个房间。

但是，他们比起普通人的生活来讲，还是有显然之处的。他们的收入相对比普通人高，高出10元，浇头面不知可以吃多少碗；他们看病包括他们的子女都凭单位出具的记账单免费的；他们住的房子都是过去大人家的宅第；何况他们还领导着广大的普通人众……

外地人干部，在当时的苏州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革命在先，当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相对融洽，这拨领导绝大多数人，都融入了苏式生活，不少人成了半个文化人，在书法、绘画、盆栽莳花方面都有了兴趣……

至今这拨干部，不是在天堂，就在去天堂的路上。而有个历史事实，还是蛮有意思的，他们的子女，子承父业的比例很低，大多都为普通人，就老唐住的那个大院内，当年的那帮少年，至今一大群垂垂老矣的老头、老太，他们做领导的，极少。

为什么会这样？老唐认为主要是两点原因：

1、 这拨干部本身接受的教育程度有限，小学生、初中生居多，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

2、 当时选拔干部的渠道是多个途径，初中、高中毕业生在一定条件下也能提干。

后来，入职公务员有了学历门槛了，很自然地把这些官二代挡在了体制之外。

但是，人家毕竟是领导家的子女，或多或少还是沾到了父辈们的光的。

老唐举了几个例子：

1、 当时有政策部分单位公职人员退休，允许子女顶替。顶替的那个子女哪怕不在编，但是是事业单位，其退休的工资就高出了企退人员一大截。

2、 福利分房最大的受益者。当时他们分得的房子相对普通人来讲，面积肯定要大。这些福利房了，后来都成为产权房或房卡房了，都在房产的红利中增值了。

3、 退休后养老金相对地高，离休的更高，成了家中经济的大梁。

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代人归天了，从此就成了历史。后人再叙，大多也走样了，至少不像生命一样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