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江两岸梭镖如林，红旗招展，一派革命景象。一九二五年，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广西，在右江上游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协会，开办农讲所。
正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桂系军阀也以重兵镇压农民运动。右江上空，顿时风血雨，乌云蔽天。
然而，火种不灭，红旗不倒。以壮、汉，瑶各民族组成的农军拿起板刀和鸟，在崇山峻岭之间坚持斗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不久，由于俞作柏、李明瑞的反戈，桂系军阀惨败外逃，
六月，俞作柏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编遣主任。他们同情工农运动，释放了政治犯，愿意和我们党合作。
于是，我党相继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来广西开展工作。通过地下党员俞作榆（俞作柏之弟）的介绍，分别在军、政部门担任了重要职务。
共产党员张云逸同志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总队长不少党团员在武装部队里担任下级军官教官和学兵，控制了一部分武装力量。
当时，中央特派员邓小平同志（时名邓斌）负责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同时又通过一家以出租汽灯为掩护的秘密联络点与地下党员保持联系，指导工作。
九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决定武装农民，成立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正当形势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候，俞作柏不听我党劝告，贸然反蒋。邓小平同志即派中共广西区委书记雷经天同志急赴右江，武装农民，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俞作柏誓师讨蒋，出兵东征。在邓小平同志的安排下，将我们党所掌握的武装部队，全部留守南宁，由张云逸同志兼任了南宁警备司令。
讨蒋军刚到桂平前线，俞部师长杨腾辉、吕焕炎就被蒋介石暗中派人以重金收买了。
杨、吕一反水，俞作柏仓皇出走香港。李明瑞败回南宁，后随俞作榆同志率领的警备第五大队退走龙州。
消息传来，南宁震动。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是个国民党改组派，他勾结教导总队里的反动分子，秘密策划兵变，企图投靠蒋介石。
此事被我党发觉，教导总队中的共产党员，团员和革命士兵纷纷集会揭露反动总队长，并积极做好一切应变的准备。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刚吹过熄灯号，总队长突然命今紧急集合，妄图拉队伍去投靠蒋介石。
共产党员李朴挺身而出，揭穿了他的阴谋，严斥了这种背叛行为，并高呼：“革命的同志跟我来！”顿时，人群黑压压地都涌向革命一边。
有些学兵左顾右盼，犹豫不决，这边叫着：“投老蒋保证有官做！”那边喊：“革命的同志，蒋介石是个新军阀，投蒋是没有出路的！”最后，不少人都站到革命一边来了。
总队长恼羞成怒，用电筒照着李朴，刚想拔枪，李朴眼快手快，一枪就把他的电筒打灭了。总队长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带了少数人狼逃窜，连脚上穿的皮鞋和头上戴的帽子都跑丢了。
不一会儿，张云逸同志闻讯赶来，即刻命令号兵吹集合号。号音未落，队伍就集合了。有些糊里糊涂跟着总队长走的，听到集合号声又跑回来了。
张云逸同志向大家说明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的前途，提出革命战士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开赴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听了，很受鼓舞，决心跟共产党走。
次日凌晨打开了军械库，把所有枪炮弹药、军工机械，全部搬上早已停泊在江边的火轮和木船上。当天下午，邓小平同志率领叶季壮等同志和工人登上火轮，溯右江而上。
张云逸同志则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千五百余人，浩浩荡荡，沿江前进，一路上掩护着军用物资船，
航行中，邓小平同志站在船头，遥望江天，晨曦微明，江波翻滚，心潮澎湃，又在筹划着新的斗争。
第三天，船到平马镇。邓小平同志刚上码头，张云逸同志就迎上前来。叶季壮介绍说：“这就是中央特派员邓斌同志！”原来在南宁期间，张云逸同志虽经常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但是还没有见过面呢！
张云逸紧紧地握着邓小平同志的手，激动地说：“特派员同志，在南宁真想见见你啊！”邓小平同志也笑着说：“我也很想一赌大队长的风采呀！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们随即去驻地开会，研究部队到右江后的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决定在平马、那坡各驻一营，用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当地农军，一部分则运抵东兰交韦拔群同志。
部署完毕，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继续率特务营和教导总队分水陆两路于十月三十二日凌晨到达桂西重镇百色城。
部队进驻百色，立即收缴了警察局和民团的枪支，接管了县政府、禁烟督察局等一切行政机构。
宣传队在街上贴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更、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吸引了不少的居民。
按照党的决议，立即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速捕了两个血债累累的“清党”委员。
邓小平同志几次到省立第五中学讲演，传播革命火种，使不少师生受到教育和鼓舞，参加了革命。学校还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农村去宣传。
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百色城成立了五金、码头、药材、店员等八个工会，以及劳动妇女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等。“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声响彻了山城。
为了加强部队建设，在清洗反动军官，建立士兵委员会后，又积极加强军政训练。邓小平同志亲自给部队讲党的“六大”决议的精神，教唱《国际歌》。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张云逸同志以“右江督办”名义召集各县县长和统税局长开会。那些县长和局长们不敢不来，各个心怀鬼胎、面面相靓，只得答应为部队筹集军。
那些士豪劣绅，贪官污更纷纷逃到南宁哭诉。桂系军阀把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这支革命武装视若眼中钉、肉中刺，密电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要他相机解决第四大队。
电报局里同情和支持革命的职工，暗中把反动派的密电报告了邓小平张云逸同志。
清风楼上熏风南来，本是个品茗闲谈的好地方。现在却气氛严肃地在开着党的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是先礼后兵，先下手为强····
果然，十一月二十八日，熊镐带着一船武装，来到百色，借口换防，暗图缴械。张云逸在码头表示“欢迎”，并将他们“护送”到一家大当铺里安顿起来。
张云逸设宴为他“接风”。熊镐有特无恐地说：“兄弟奉白副总座之命前来接防张云逸开门见山地说：“我军并不隶属白崇禧，只怕老兄接防是假，缴枪是真吧！
熊镐见阴谋败露，忙向身旁的马升使眼色，马弃刚想动手，门口突然冲进十六个魁梧的警卫战士，一色的驳壳枪，连呼：“不许动！”把熊镐吓得瘫软在地，忙说：“误会，误会！
战士们不由分说，把熊镐及其随员全部缴械。张云逸起身说：“兄弟军务在身，恕不奉陪，由这几位兄弟侍候熊大队长。
熊镐万没想到，此时此刻，他手下的三个营与他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平马，四大队在农军的配合下，以出操为名，跑步到熊部驻地，出其不意，突然包围，将全营缴械。
在百色屯，陈洪涛同志巧妙地借该屯一家农民办喜事的机会，把熊部的营长、连长请来喝喜酒。鞭炮一响，里应外合，顺利地将熊部两个连全部械。
当晚，又从百色派出两个连，连夜坐船到那坡，经过一场激战，将熊部另一个营也歼灭了。至此，右江两岸的反动武装全被歼灭。
这时，派去中央请示工作的同志回到百色，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成立红军，并任命张云逸同志为红七军军长，俞作榆同志为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同志为两军总政委。
百色方面，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于是邓小平同志带着一批军政千部星夜赶去龙州，向第五大队传达中央指示，筹组红八军和建立左江革命根据地，并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在百色，正在进行起义前的最后准备：缝制军旗、镌刻关防、准备红带书写标语，还把印刷机搬进清风楼内，印刷布告、传单和重要文件。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的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阳光灿烂。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军旗在城头升起了。战士们摘掉青天白日的帽徽，佩戴起红领带，庄严宣告起义。
街头贴出了由红七军政委邓斌和军长张云逸联名签署的大布告。人们字一句地念着，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监狱打开了。那些因交不起租米或被人诬陷的“犯人”，打开了手上的锁链，文重见天日了。满城红旗，满城欢歌：一路标语，一路笑声。在百色东门广场召开了全城的庆祝大会。
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由雷经天同志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为委员。同时还成立了党的右江特委。
下午，召开了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张云逸军长从百色赶来参加，代表上级党委热烈祝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把新政权的大印授子雷经天同志
右江十余县均派代表参加大会。当晚，欢乐的人群举着火把，灯笼，舞狮子，耍龙灯、吹木叶（注）、唱山歌，热烈庆祝广西破天荒有了工农兵自已的政权。
注：壮族青年爱用一种树叶放在嘴里，吹出乐音，为山歌
接着，右江两岸相继建立了县，区、乡工农民主政府和赤卫队。至此，东到都安，南至镇结，西抵凌云，北达凤山，联成了一片红色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相继颁布《土地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重要文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士地革命运动，打土豪、烧租契、分田地、搞共耕，劳动人民大翻身。
敌人不甘失败。起义不久，反动豪绅勾结土乘红七军主力外出之际，两次偷袭百色，妄图推翻红色政权。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在工人赤卫队的配合下，以寡敌众，击溃了士的袭击。
第一年初春，敌人抽调四个团的兵力，在隆安与红七军发生激战。这时，李明瑞已来右江参加革命，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指挥作战。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敌人陈户山头，进退两难。敌师长躲在远离战场的一一条小船上，因指挥不力被撤了职。
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也兵分两路，主动向恩隆和东兰方向撤退。敌军尾追不放。红军即在恩隆马鞍山及亭泗一带布置伏兵，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敌军狼猜逃窜。
三月初，邓小平同志从上海回到龙州。鉴于左江地区力量薄弱，遂决定红八军向右江靠拢，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邓小平同志也在赤卫队的护送下，冲破敌人封锁回到右江。
三月中旬，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在凤山盘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到黔桂交界地区打游击战，粉碎敌人的进剿。
红七军主力遂于四月初，从东兰出发，经河池，怀远，直达黔桂交界地区的板寨。
当时，贵州军阀王家烈正在湘黔边与湖南军阀混战，后方空虚。于是红军决定奇袭王家烈的老巢榕江城。但要实现奇袭计划，部队必须穿过几百里的苗山地区。
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苗族的欺凌和迫害，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阅。当红军进人苗寨时，群众都躲进深山，有些则分散在山头暗中监视红军的行动
部队得不到粮食，困难很大，只好统一征集苗民留下的粮食和蔬菜，按市价把大洋和宣传红军宗旨的传单放在粮食原处。
部队出发后，苗民回到山寨，见了光洋和传单，方知红军不同于军阀，而是为天下穷苦人求解放的军队。这消息像一阵春风，吹遍了苗山七七四十九寨。
从此以后，红军每到一处，苗民就主动背着粮食和肉、菜来支援红军。还热情地为红军开路架桥。这样，几百里的苗山，不到一星期就过去了。
红军抵达榕江城下，城里守军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天兵天将”！红军不到半天就攻下榕江城，获了大量的武器给养
第二天，是国际劳动节。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五一”，宣传党的政策，开仓济贫，把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穷人说：“从盘古到今天！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军队。
红军回广西到达福禄河时，王家烈气急败坏地率军尾随追击。前有大河，后有追兵，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如要渡河，万一敌兵追到，红军必遭损失。
正巧王家烈派人送信来，信上说：贵军来黔，事前未曾联络，引起误会，所有给养权作军饱，希留下大炮、电台，免伤和气。张军长见信，便将计就计，答应第二天交还大炮、电台。
当晚，红军连夜扎竹排渡河，撤向东凤根据地，将笨重的大炮、电台全部丢人河中。
第二天清晨，黔军赶来，红军已经开拔。福禄河里筏排顺流，红军远去。王家烈只能愧丧地“望河兴叹”。
当红军主力下榕江时，邓小平同志和第三纵队纵队长韦拔群同志坚守东兰，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和军政训练班培训干部。邓小平同志还亲自到武篆东里屯试办共耕社。
六月初，红军回师百色。这时敌人在百色驻有一个团，在城外长蛇岭建有大碉堡，顽固抵抗。红军几天攻不下来
总指挥李明瑞同志和张军长来到山炮阵地。连长向他们报告说：只剩下最后三发炮弹了。
李总指挥说：“多年不打炮了，我来试试！”说着就卷起衣袖，亲自装弹、瞄准。大家早就听说李总指挥是有名的“轰天雷”，都想看看他的本领。
第一炮，敌人机枪“哑”了，第二炮，敌壕里的士兵溃退了，第三炮，调堡飞上了天。预先埋伏好的战土，迅即跃出隐蔽所，将红旗又插上百色城头。敌团长只得只身化装逃跑
此时，桂系军阀又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反蒋。蒋介石则密令云南军阀龙云出兵广西，袭击桂系后方。
红七军趁滇军奔袭南宁之际，让出右江走廊，在果化山区袭击滇军后卫部队，缴获了不少辐重，壮大了红军。
战斗结束，红军回恩隆休整。这时，李立三派了个中央代表来，命令红七军撤离右江，去攻打柳州、桂林，实现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红七军前委的大部分同志反对这个错误主张，但中央代表以势压人，强制执行，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邓小平同志也被撤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保留政委职务）。
一九三年十一月初，红七军集中河池整编，三个纵队分别改编为第十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师，邓小平同志主持了庄严的授旗仪式。
红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同志奉命坚持革命根据地，率领部分战士星夜赶回东兰布置工作。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等送行二十里，依依惜别。
红七军没有去攻打柳州和桂林，他们经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省，历时七个多月，辗转七千多里，打了大小数百仗，历经了无数的艰险。
九三一年七月，红七军到达江西永新，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嘉勉英勇顽强的红七军，特奖给一面写着“转战千里”的红旗。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到军部驻地看望大家，使全军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
右江两岸的革命武装，前仆后继，一直坚持到一九五年，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全广西。右江人民高兴地说：“我们的红七军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