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谌旭彬

洪秀全长期没有实权，通过在宗教上搞各种天怒人怨的事来刷存在感，其中焚书坑儒之类的举动被曾国藩利用，令主政的杨秀清极其愤怒。杨秀清多次借天父下凡的名义阻止洪秀全发疯，熟料洪秀全虽然无才无德却仍有夺权之心，最终借助教权拉拢韦昌辉等人，发动天京事变，清洗了杨秀清势力，太平天国也再无一丝翻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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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神棍派与广西实力派的博弈

太平天国的高层权力架构天然存在问题。

追溯起来，洪秀全并不是太平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1]李秀成认为太平天国的头号开国者是冯云山。

冯云山于1844年进入广西紫荆山传教。三年后，在当地发展出信徒2000余人。冯云山在传教期间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则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

金田起事之前，洪从未在教众前露过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是一种很切近事实的说法。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的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与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妥协。

太平天国的灵魂人物是冯云山而非洪秀全

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这当中，一把手洪秀全并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事务。

日后宣布出师北伐的檄文《奉天讨胡檄》，只用了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显见洪当时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鲜少举行朝会，也不处理政务。后世对此颇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是事实。

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了很大的迷惑。

张德坚《贼情汇纂》里说杨秀清掌控着太平天国的实权，刑赏生杀升迁降调等“一切号令，皆自伊出”，至于洪秀全则“徒存其名”“画诺而已”。

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在给清廷的奏折里，也说过“洪秀全实无其人，闻已于湖南为官兵击毙，或云病死，现在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闷置伪天王府”这样的话。[2]

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如元末明教白莲教起义的精神领袖便是弥勒佛。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被人误认为是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其实也合情合理。

可是洪秀全终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是人，就不会甘心只做精神领袖。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阴恻恻的神棍洪秀全

对冯云山来说，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实用主义手段。他将远在广东、能力平庸的洪秀全塑造成精神教主，只为满足两个相当现实的需求：（1）增加神秘性吸引教众；（2）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从实用主义出发，又承认了杨秀清的“天父下凡”——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的方式发言，自此取得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言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也就是说，在冯、杨二人眼里，教主洪秀全并无可供崇拜敬仰的权威。

之后，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的比重。失去冯云山的支持后，洪秀全独自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与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兄）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

发展至最极端时，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那是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至东王杨秀清府中，对洪秀全的所作所为提出严厉批评。随后，杨秀清前往天王府，向洪传达“天父”旨意，命其跪下接受“杖四十”的惩罚，赖众人伏地跪求获免。[3]

总之，洪虽被奉为教主，但杨、萧等人并不信仰洪的教义。冯云山当年运动杨、萧入伙，便不曾提及洪的教义。

杨秀清阻止洪秀全焚书坑儒

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杨秀清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对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而言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杨秀清的举动，意味着掌控世俗权力的他并不尊重洪秀全的教主地位，也不尊重洪的教义。

作为回应，洪秀全只能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宗教领域（这也是他唯一可以倚仗的权力来源），以越来越极端化的作为来凸显自己的权威和存在感。

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也严厉打击，正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4]。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思想清洗运动变本加厉。经其批准，天国于1853年出版了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

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5]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

这一极端行为随后被曾国藩充分利用。他在1854年正月发表的《讨粤匪檄》里，痛斥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6]

曾的宣传有效激发出了儒家读书人的集体义愤。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去了许多麻烦。杨的反击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

比如，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7]

“天命之谓性”一句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一句出自《论语》。杨秀清宣布这些话不是妖言，其实是在敲打洪秀全，表达对洪的极端做法的不满。

洪秀全无视“天父”旨意，继续加大力度推行禁绝儒学与焚烧古书运动。

1854年初，杨秀清再次天父附体，以极为强硬的语气传达旨意：“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

当时的杨秀清已相当愤怒，所以仅过了几个小时，他又再次启动“天父下凡”模式，明确指示洪秀全：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8]

“天父”的语气强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或许是杨秀清的这番威吓起到了效果，洪秀全此后未再搞大规模的焚书。取而代之的是折中妥协，对四书五经实施删改。

杨秀清为了阻止洪秀全发疯，也是拼了

当然，斗争并未终结。具体过程不必赘述，结局是洪秀全在1856年策划“天京事变”，联合北王韦昌辉等人，血洗了杨秀清与东王府势力。

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

遗憾的是，这政教合一只维持了短短八年时间。1864年南京城被攻破前夕，洪秀全于弥留中，向已食草多日的太平军将士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

你们军土暂时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百千万，大显权能保固天京，你们军士大共享升平之福。[9]

忠王李秀成在自述里说，他与侍王李世贤早就不信“天父天兄”“天兵天将”这套空洞鬼话。

但对洪秀全而言，这套话术是他权力合法性的全部来源，所以临死之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仍以这套话术去自欺欺人。

注释：

[1] 《李秀成自述》。收入《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8页。

[2] 苏双碧：《太平天国人物论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页。

[3]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收入罗尔纲编《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2-163页。

[4] 洪秀全：《山曲寄人题壁》。

[5]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收入《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页。

[6] 《讨粤匪檄》，收录于《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0页。

[7] 张德坚：《贼情汇纂》，收录于《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7页。

[8]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03页。

[9] 韩启农编：《太平天国轶闻》第一卷，“沈良江之笔记”，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第111页。

本文节选自谌旭彬兄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50年》，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在分析海量史料的基础上，结合谌兄自己的观点，以高屋建瓴的视角审视满清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改革过程，揭橥其根本目的在于学洋人的招来巩固秦制，据此可以理解晚清一切荒谬决策背后的真意，可谓启发民智，功德无量，乃今世极有意义之书，推荐应买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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