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太白金星在白昼划过长空。

唐王朝太史令（历史记录员）傅奕马上向李渊汇报：“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关于这次汇报，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傅奕再次警告李渊，秦王李世民有不轨之心；二是傅奕帮助李世民暗示李渊，天下应该是秦王的。

这两种解释，很难去分辨哪一种更正确或者说更合理，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第二天，秦王李世民为了自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了震惊朝野的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

《旧唐书》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这边惊心动魄兄弟残杀的时候，那边李渊正悠哉悠哉地在皇宫里的人工湖泛舟等待他的儿子们进宫。

儿子们没有等到，等来的却是全副武装的尉迟敬德。望着手握长矛，大步流星走过来的尉迟敬德，李渊大为震惊。这个“震惊”，在我看来，更多是对他自己生命安全担忧的成分。

在得到自己生命安全的保证之后，他舒了口气。

李渊根本不会在乎一两个儿子，他此时已经有二十几个儿子了。更何况在这之前他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非常失望（《资治通鉴》记载“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

但他一直不去处理这些儿子们的关系，放纵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对秦王李世民毫无节制地排挤。他这样做，只因他心底深处其实对李世民是有一些无可奈何的不满。

虽然李渊现在享受着帝王的荣华富贵，但最初，他是不愿意起兵反隋的。他走到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李世民推着他前进的。他不愿意立李世民为接班人，就是不想按照这个儿子设计好的套路往下走。他想要有自己的人生。他的内心是复杂的。

南京玄武门

但有人想。

这个人并不是李世民。虽然李世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心，但他一直没能把自己的思路梳理清楚，直到他遇见了刘文静（陕西人）。

他就是李渊起兵反隋的人。

刘文静希望李渊起兵反隋，不是为了要把李渊推上帝王之位，而是为了他的好朋友李世民能一展抱负。所以，一开始，他就帮助李世民布好了局。李渊就是被装在局里面最大的一颗棋子。

他跟李世民说：“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资治通鉴》183卷）

刘文静告诉李世民：如果李渊不同意起兵，单单李世民是不能完成大业的。于是，他们开始“阴部署宾客”。

他们首先找到李渊的一个朋友，从他那里打开缺口。

这个李渊的朋友就是裴寂（山西人），他刚好跟刘文静住在一起。刘文静知道裴寂喜欢赌博，就介绍龙山令高斌廉给裴寂，李世民则拿了很多自己的私房钱给高斌廉，让他故意输给裴寂。结果，赢钱赢得高兴的裴寂同意帮助李世民去做李渊的工作。

裴寂之所以愿意帮助李世民去说服李渊起兵，并不完全是因为李世民大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刘文静对他进行了威胁。原来，裴寂是晋阳宫的总管，他经常把宫里的美女带出来供李渊玩乐，皇帝的女人你也敢动，这可是欺君大罪。裴寂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刘文静看在眼里，搞不好还留了证据。他就这样成了李世民的第二颗棋子。

李渊不想起兵反隋是有原因的，一是他现在生活过得挺好的，皇帝在外面打仗，自己在晋阳有吃有喝还能玩儿皇宫里的美女；二是他还有三个儿子在河东老家，怕自己一有什么动静，三个儿子就被隋炀帝一锅端了。

但李世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有更多人加入了劝李渊起兵的行列里来。比如夏侯端（安徽人）、许世绪（山西人）、武士彟（山西人）、唐俭（山西人）。

夏侯端以星象征兆告诉李渊，晋阳地区即将有真命天子崛起，不是你会是谁？我能看到，别人也能看到，皇帝也会知道，他本来就恨李姓家族，李浑已死，下一个估计就是你了。

许世绪则以神秘预言书中已经出现了李渊的名字来告诫他，不起兵就是等死。

武士彟、唐俭则对李渊说，跟北方戎狄结盟，在南下招收英雄，建立帝王大业指日可待。

从迷信到战略，大伙把李渊说得也有点心动了。杨广是什么样的皇帝他很清楚，他知道大伙讲的都是对的。

李渊剧照

以此同时，李世民把握机会，一次次有策略地劝说和引导李渊走上反叛之路。

首先，是东突厥军队进攻马邑郡，李渊派高君雅跟王仁恭合力抵抗失败，李渊害怕受到连坐处分，十分忧虑。李世民趁机第一次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李渊想了一个晚上，同意李世民的想法。

（史载“会突厥寇马邑”，东突厥来得好巧，总是在李世民需要的时候就来了。后面还会继续来。）

接着，隋炀帝杨广果然因为马邑郡失守之事，派人来逮捕李渊。李世民趁机再一次跟李渊说：杨广昏聩，帝国已乱，一味效忠，没有益处。前线战场失利，却把罪状算到你头上，事情急迫，应早定计划。而且，晋阳兵强马壮，裴寂积蓄的财产有万万之多（看来李世民只是把他的钱暂时存放在裴寂那里），用它创业，何必担心不成！代王（杨侑）年纪还小（十三岁），陕西省中部（关中）英雄豪杰纷纷起义，不知道向谁归附？你如果擂动战鼓，挥军西行，把他们收作自己部属，则天下大事，就容易得如同伸手到口袋中把东西拿出来，为什么要面对一个孤单使节，由他囚禁，坐在这里等候屠杀！

李渊同意，遂秘密部署，可是正要发动时，杨广却续派使节乘政府驿马车赶到，赦免李渊及王仁恭，使他们官复原职。李渊的阴谋也暂缓下来。

李渊这种畏首畏尾的作风很令李世民不快。刘文静再次出马，恐吓裴寂，裴寂十分恐惧，不断催促李渊行动。李渊遂命刘文静伪造一份杨广的诏书，命征集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男子，全体入伍充军，在年底以前，抵达涿郡（北京）集合，出击高句丽王国。

看起来好像为国征兵的样子，但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何况假诏书一出，李渊已经难以回头了。

第三次是变民首领刘武周攻陷汾阳宫。李世民趁机再次提醒李渊：汾阳宫是杨广的离宫（皇帝每年固定时间去住的地方），你居然守不住，让皇帝的家被人抄了，这是要灭族的死罪啊。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李渊想想也对，只要皇帝生气，自己这种温柔乡的生活不会再长久的了。

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反正前面已经伪造过诏书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于是命李世民、刘文静、孙顺德、刘弘基等到各地招兵买马。人民无论远近，听到消息，纷纷响应，十天半月之间，便集结将近一万人。这才派出密使，去河东召回李建成、李元吉；去首都大兴召回柴绍。

要起兵总得要祭旗。

刚好副留守官高君雅跟王威察觉李渊的动静不对，准备请李渊去晋祠求雨，然后伺机对李渊下手。这个消息被刘世龙（山西人）得知，马上警告李渊。李渊遂与开阳府军政官刘政会（河南人）合作把高君雅跟王威给逮捕了起来。

公元617年5月17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东突厥军数万人突然集结在晋阳城外，准备攻击晋阳。人们于是相信两天前被李渊以“暗中招引突厥前来攻城”的罪名逮捕收监的王威与高君雅确实是东突厥的内应。趁着群情激动，李渊下令，将两人斩首示众。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留驻在晋阳的副长官。李渊这是私斩朝廷命官，标志着他正式起兵反隋。

从这天开始，李渊正式被李世民推着往前走。虽然李渊不愿意任由李世民左右，但李世民的建议总是最正确的，家族要想存活，还不能不听李世民的。

是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李渊连劝带推地走上反隋大业，难怪有人说大唐本来就应该是李世民的。

此时，李渊第一次对李世民表态：事成之后天下是李世民的。

李世民剧照

要深入分析李渊的心理并不容易。但我们仍可以从他的语言和行为中探得一二。

他在起兵初期，对李世民许下承诺，是因为他需要李世民吗？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李渊其实也是一个能征惯战的人，当时的社会地位与人气也不低。没有李世民他未必就一定会失败。

他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从众心理”的作用。从众，就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

李世民的想法，在当时代表了很多人（看看有多少人去游说李渊就知道了）。在起兵反隋这件事情上，李世民是牵头的人（代表“众”），他在李渊同意起兵前就已经“阴部署宾客”了。李渊虽然被众人推举到最高位置，但在起兵反隋这件事情上，他其实是跟随者。在他未知的心底深处，有些许对李世民的痛恨在萌芽。

李渊并不是非常真心接纳“起兵反隋”这件事，他之所以答应起兵，是因为迫于无奈的顺从。

顺从，心理学的定义是：靠外在力量表现的从众行为。这种行为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点无奈”。

自己不是真心想做的事情就有可能做不好，但做不好对自己又不利。所以，李渊希望李世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于是他给出了承诺。

这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对大环境的顺从。

这种对自己预设于内心的心理暗示，也确实非常有效。最直接的就是好几次关键时刻，李渊都听取了李世民的建议。否则历史就要改写了。

古代战争图

第一次是617年7月，李渊部队在贾胡堡驻军，与霍邑的宋老生、河东郡的屈突通对峙。由于缺少军粮，又听闻东突厥和刘武周趁李渊后方空虚准备袭击晋阳，裴寂等人劝说李渊退兵。李世民与李建成极力反对（一开始，他们两人的意见总是一致的）。可是李渊不接受，下令出发。

李世民准备再往劝阻，但天色已晚，李渊已经安睡。李世民不能进去，就在大营外号啕大哭，声音传到寝帐。李渊命李世民进来问话，李世民说：“大军因大义而发动，进攻一定克敌，撤退一定溃散；部众在前面四散逃命，敌人在后面乘机攻击，死亡就在眼前，怎么能不悲痛！”李渊这才醒悟，说：“军队已经出发，怎么办？” 李世民说：“右翼各军已经整装，还没有出发。左翼各军虽然出发，走不太远，我亲自前去追他们回军。李渊笑说：“我的成败都在于你，还多说什么，随你决定。” 李世民乃跟李建成乘夜追赶，命左翼各军返回。

此役，李渊部队攻克霍邑，名声大振，关中、河西以及河东地区地方势力纷纷归附。大大加强了李渊部队的实力。

第二次是617年9月，李渊部队包围了河东郡，但屈突通防守严密，一时难于攻克。李渊想先去把大兴打下来，裴寂表示反对，认为先把河东郡攻下，大兴自然难保（裴寂一直都是保守派）。又是李世民出面说服李渊，亲自率领部分兵力渡河西上攻击隋王朝首都大兴。

李世民总是能正确的决策，这令李渊感觉前途有望，对李世民的喜爱，超过了其它儿子。

11月9日，李渊部队攻克大兴。11月15日，迎接隋王朝代王杨侑登上皇帝宝座。11月17日，杨侑封李渊为唐王。

此时，将领们请求以李世民为世子，李渊也准备立他，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资治通鉴》190卷：“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

从这一次李渊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坚决把李世民立为世子来看，李渊开始感觉到了群体的力量。他虽然喜爱这个儿子，但他决定要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

李世民剧照

这么多人替李世民请求立他为世子，这让李渊感到李世民那群人有点恐惧。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他不自觉地回头张望，找到了自己的群体。

这个群体就是以裴寂为首的山西老朋友群体。武士彟、唐俭、许世绪等都是山西人。这种地缘上的划分，是群体形成的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何况，裴寂多年以来一直就是李渊的好朋友兼享乐助手。

既然有“自己人”，那么其他的就是“别人”了。刘文静就属于别人，他是陕西人，他把裴寂跟李渊都当作李世民的棋子来使，这让他们两个内心很恼火。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人，所以李世民也是“别人”。

这就是李渊的群体归属心理。

618年5月20日，李渊登基做了皇帝。他晋升裴寂为仆射（国务院执行长官）。

既然是自己人，李渊对裴寂就特别优厚，所有官员都不能跟他相比：李渊赏赐裴寂的服装和珍贵玩物，多到无法记载；又命宫廷总管署膳食管理官，每天把皇帝吃的御餐，同样的送一份给裴寂；李渊出席金銮宝殿朝会时，一定拉裴寂坐在身旁；回皇宮吋，一定教裴寂进入卧房；对裴寂的建议，没有一次拒绝；只称他“裴总管”，而不呼唤他的名字......

正因为他内心已经把李世民认定为另一个阵营的人，他终于没有立李世民为太子。618年6月7日，李渊立李建成为皇太子，立李世民为秦王。

619年，李渊抓住刘文静一次酒后抱怨的机会，不顾李世民的恳求，把刘文静杀了，家产没收。李渊终于解了两年来的这口恶气。

这让李世民开始感到自己被排挤，这件事情为玄武门之变埋下了祸根。

从此以后，谁来做大唐王朝的接班人就不是李世民跟李建成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事了。

不同的阵营就是不同的群体。

古代军队

群体的特点之一就是：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处于单独个体的时候，后天的教育与内心的良知都在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本能行为加以控制。但是群体的力量却让人们解脱了这些约束与羁绊——无论是后天教育养成的还是先天的良知所意识到的——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更无法控制内心中的放纵与不羁。

群体能让成员的道德责任感降低，同时还能削弱个体本来突出的才智。

群体这两个显著的特点，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聪明的李渊在处理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矛盾这件事情上看起来那么不睿智。

受群体里诸如裴寂这样的人影响，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反反复复。每一次想兑现自己的承诺，都被群体的思想左右。为了自己阵营的利益，裴寂等人不遗余力地阻止李渊这样去做。

而此时，有两群拉低整体道德水平与智商的人加入了李渊的阵营。让李渊的决策更优柔寡断，最后发展到索性让事情自己去发展。

第一群人就是他的小老婆群。这些小老婆为了自己的地位，纷纷巴结各亲王，尤其那些生了儿子的妃嫔，更是与李建成小团伙打成一片，这群人是来拉低智商的。《资治通鉴》（190卷）记载：

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另一群人就是李建成、李元吉一伙。他们利用李渊的妃嫔，天天在李渊边上吹枕边风，诋毁李世民。这群人是来拉低道德水平的。

除了在李渊面看打小报告中伤李世民，连在围猎场用烈马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请李世民喝酒时直接下毒药等这些明目张胆的下三滥手段都用上了。

但李渊看在眼里，却没有任何反应。

反观李渊对李建成的态度，李世民的心越来越凉。

李建成擅自召募长安及各地的骁勇之士两千多人，充当东宫卫士，让他们分别在东宫左右长林门驻扎下来，号称长林兵。暗中从燕王李艺那里调集来幽州骁勇精锐的骑兵三百人，将他们安置在东宫东面的各个坊市中，准备用他们来补充在东宫担任警卫的低级军官，结果被人告发。李渊也只是把李建成叫去责备了一番了事。

李渊准备前往仁智宫，命令李建成留守京城，李世民与李元吉一起随行。李建成让李元吉乘机图谋李世民。李建成还指使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将盔甲赠给杨文。尔朱焕和桥公山来到豳州的时候，上报发生变故，向李渊告发太子指使杨文起兵，让他与自己内外呼应。还有一位宁州人杜风举也前往仁智宫汇报了这一情形。但李建成的事态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李渊也只是在李建成磕头认罪后罚他吃了几口粗粮。

群体的力量已经完全左右了李渊。

李世民知道，自己如果不动手，很快就会死于李建成这群卑劣小人之手。于是，在李渊一次次不作为的逼迫下，兄弟残杀的玄武门之变发生了。

玄武门之变

对李世民诟病的史学家只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去看问题，司马光说：

如果李渊早有周文王的智慧，李建成早有姬太伯的贤明，李世民早有曹臧的节操，那么，祸乱从什么地方发生？ 既然大家都不能如此，李世民开始时只是等待对方先行动手，然后再作反应，果真如此，则事情不由自己发动，应是最好的情况。后来，在部属们的压迫之下，以至于在宫门喋血，亲手挥刀，诛杀一母同胞，千古以来，受到抨击，至为可惜。

这个评论有几个问题：

1、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多周文王，人是会随着时代变化的。而且要李渊、李建成、李世民同时是周文王、姬太伯和曹臧，怎么可能呢？

2、李世民已经等得够久了，如果再等下去，可能就不是玄武门之变死这么几个人的事了，很有可能天下又得来一波生灵涂炭的战乱了。

3、玄武门之变，根本就不是什么“部属们的压迫之下”发生的。完全就是以李渊为首的阵营逼迫李世民的结果。

当然，司马光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门科学叫心理学，他也没有去思考过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他看问题比较片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要说说的就是为什么李世民这个群体没有“降低道德责任感与降低智商”特征？

第一，《社会心理学》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有学识的人和博学多才的人在一起，会促进彼此的才智。不良少年和不良少年在一起，彼此反社会倾向也会愈演愈烈。

李世民这个群体属于前者，而李渊李建成这个群体则属于后者。

第二，李世民这群体形成的因素，是基于积极向上、想一展抱负、为国家做事情这种正能量。物以类聚，所以李世民身边的人可以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阵营。

比如，参加玄武门之变的12个人中，只有尉迟敬德一个是山西人。长孙无忌与张士贵是河南人，房玄龄、程知节与秦叔宝是山东人，侯君集、杜如晦与屈突通是陕西人，宇文士及是内蒙人，高士廉是河北人，段志玄是甘肃人。这是从地域上来看。

另外，李世民身边的人并不都是最早在晋阳起兵的人，比如尉迟敬德原来是刘武周的人，屈突通、宇文士及原来是隋朝对抗李渊的大将，程知节（程咬金）与秦叔宝（秦琼）原来是李渊死对头王世充的人，而魏征，在玄武门之变前还是李建成的人。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但接纳了他，还一直信任他、重用他。

正因为李世民这个群体的成员个个优秀，最终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贞观之治盛世。

本文参考书目：

《旧唐书》《资治通鉴》《乌合之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社会心理学》《通鉴纪事本末》《群体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