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节后，28军82师320团改番号与244团合并，朱鸿魁从二营书记调往四连任文书。
不几天营里来通知调朱鸿魁去团部工作。朱鸿魁到莆田县江口镇团政治处报到，是团宣传股长王兰斋接待的。他说：“团里成立军邮站，要你来团任军邮员。”，此朱鸿魁与史秘书一起开始了零起点的军邮工作。
说是军邮，但什么证件都没有，朱鸿魁每天协助史秘书给首长及各股送文件、信函或口头传达开会通知等，实际工作内容就是收发业务。大概一个月后，朱鸿魁被告知去福州十兵团政治部军邮局学习。他到后始知这次学习是全兵团团军邮员以上的业务集训。
一百多人按军为单位编班，学员中有不少军大学员。个别学员不愿做此项工作，要求回去换人。针对这一情况，首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强调军邮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树立大局意识，端正态度，服从命令听指挥。
学习班军事化管理，出早操，晚点名，吃饭排队，按位就餐；不准单独外出，有事必须请假；星期日、节假日外出活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按时归队。
开课仪式严肃隆重。军邮总局赵局长做了报告，讲了成立军邮的意义和必要性，号召大家以临战姿态迅速学好业务。随后请地方邮政局讲课，怎样开清单、封袋，如何做到寄出、收进、分类手续要有依据等等，从最基本的邮政业务学起。
之后就是边学边练，学员互扮甲乙两方演习；还到兵团邮政局业务室参观实习，与他们一起工作，半个月后结业，学员各自回到部队了。
军邮站行政上明确归各级司令部通讯部门，华东军区设军邮科负责业务指导，兵团为军邮总局，设有业务、通讯、运输等科，配有汽车、摩托、快艇、自行车等，邮路负责到军级单位。
军为军邮局，也有上述装备，不过量少些，邮路至师级单位。师为军邮支局，配有业务员3—4人，配有一个满额班12—14人，自行车十几台。在特殊情况下，1950年初拟攻台前，配属及临时归师指挥的炮兵、水兵、医院等，业务量加大，则临时配给汽车、摩托车等。团只设军邮员一人，由团通讯连根据业务量与需要派员完成。
军邮站的业务范围和职责。业务上分密件、平件，密件为内部公文，及供各级首长阅读的敌伪报纸。此类要件手续完整，发出时要密封、封袋，内列清单，返回要有原件清单回执、局章、经手人签字，交通员也要签名。
平件为大量的战士、干部家信及部队公开的各级领导机关发行的报纸、刊物，此类不登记，但也有保密性，强调安全不得丢失。关于干部、战士家信，连营逐级上送至团军邮站，在加盖军邮戳记后送当地邮政局。团级站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团军邮站和地方邮局没有其他业务联系。
师支局与地方邮局关系密切，每到一地即与其联系交涉。地方邮局需要专门成立业务室，指定可靠专人负责部队信函邮件分发，军邮每日派人取送。
师支局与团每日派交通员取送，40里以自行车驮运，超过40里交通员坐当地客运汽车，但必须事先联系定好班次固定座位；水路坐船或是摇橹小船（如驻闽侯县下洋村去马尾）也要事先与当地政府联系固定可靠行船人。为保证安全，不论骑自行车、坐客车、乘船都必须有两人并佩带武器。
1953年上半年，莲河地区集中了不少炮兵、水兵等，师奉军令在水口镇设联络站。朱鸿魁当时在246团任通讯参谋，住在莲河附近的奎下镇。
因为朱鸿魁熟悉军邮业务，通讯股长张仁泽带朱鸿魁和通讯连一个班组建联络站，指定朱鸿魁为站长，负责全部业务，宋班长带全班负责保卫及投递。办公地点在汽车站附近一个独立的小楼上，将从兵团和军军邮局的邮件安全送到莲河地区的一个站点。半月后兵团建好了邮路，这个站点就取消了。
1953年7月东山战斗后，朱鸿魁又被调回师军邮支局，直到1955年9月去南京华东区炮兵干部短训班学习，他才离开了军邮这个岗位。
在六年多的军邮生涯中，有几件事让朱鸿魁记忆很深。
第一件事：
1951年春完成建瓯剿匪任务后，82师移至古田县，244团驻防旸谷村。初春的一天，朱鸿魁去古田城师部公干，返回时快到村四边河口，突发了桃花水，河水大涨淹没石桥。
此时天色亦晚。因为周围还有零星土匪活动，他不由得心中打怵，苦寻对策，决定如水再涨就爬树，如果土匪来了就跳水，决不能让他们抓去。许久对岸有人声，即高声大喊让他告诉部队有人要过河。
不久对岸手电灯光晃动，渐渐听见人声，是股长王子安和作战股长朱希圣带人来了。他们告诉朱鸿魁别慌，船马上就到。等到达对岸回到住处，已近10点。王股长说：“你回来咋不打电话呀？”朱鸿魁说：“谁知道发了桃花水呀！”众人默然。
第二件事：
1951年的夏天，朱鸿魁当时是师军邮支局的密件收发。密件收发按惯例是，辅助局长工作的二把手，在局长不在的情况下，要负责支局的各项工作。
一天局长夏树国开会不在局里，政治部收发赵琼瑶送来了许多编号为密件的书刊，朱鸿魁看后知道是前几日军政治部发来的平件书刊。按惯例上级发来的是平件就应按平件下发，如果当密件下发，要耗费许多精力和多道程序。
当时朱鸿魁就半开玩笑半讥讽地对小赵说：“你们是什么秘密机关，怎么到了你们那儿，就成立机密的了。”谁知这个刚入伍的小姑娘经受不住，一路哭着回去了。这下惊动了双方领导。
科长赵爱玺当即对朱鸿魁进行了批评，赵科长说：“为什么不好好说，改了就行了吗？怎么能那样讲话，向人家赔礼道歉去。”朱鸿魁立即去向小赵同志赔礼道歉，自那以后朱鸿魁铭记在心，吸取教训，谨言慎行。
第三件事：
1952年春82师部住在安海镇。支局住龙山寺边一间平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寝室。一天查找部队驻地，忽发现带有部队代号及驻地的文件找不到了。此文件是密件收发张汉良保管使用，他深知其重要性，日常贴身或放在办公夹中保存，一直都非常重视谨慎放置。可这天确找不到了。
这是大事，大家立即翻箱倒柜，桌上物品全部清查，室外垃圾甚至茅厕都翻了遍，还是没有找到。在此情况下，朱鸿魁立即报告了科领导。这到底是丢了，或当废纸烧了，有无被敌特窃走的可能？当时都无法确定。上级指示更换了新的代号。
这无疑是一次重大错误，按照军规，密件收发张汉良被关押思过5天，朱鸿魁因是主管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五天战士在关禁闭，朱鸿魁也如坐针毡，心情沉重，寝食不安。虽然事情出在下级身上，但也说明他监督检查不到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之后，军邮站重新规范整理各档机密要件，确定了更严格的保管制度，完善相关手续，确保机密文件万无一失。
第四件事：
1953年水头镇联络站。一天一老人跑来报告，说有个军人在他家胡闹，要求带走。事情紧急，朱鸿魁与宋班长及两个战士跑去镇内老人家；果然有一军人坐在堂屋桌旁，不少群众围观。
朱鸿魁随即了解情况，其中位镇干部说：这人是部队的一个卫生员，曾在此地驻防，看好了这户人家的姑娘，也可能谈过恋爱，这次突然跑来是要带姑娘回山东老家。
经向本人了解，他是三十一军的，山东海阳县人，请假回家探亲想带姑娘回老家结婚，但是女方家人不同意，所以他情绪激动闹起来。女方家及村干部要求将其带走，不然可能出事。这件事情事关军民关系，朱鸿魁立即返回联络站，电话请示股长张仁泽，他指示将此人带回联络站看管或送往团部。
第二天，张股长电话指示：“你带一战士将此人送厦门三十一军部，介绍信马上送到。”次日朱鸿魁等战士将此人带手铐坐车直奔厦门，路上此人还无原则地要求，要朱鸿魁看在老乡的份上放了他。
朱鸿魁说：“你老老实实回部队，听候处理吧。”他们将此人交给了军司令部，朱鸿魁由于职业的习惯要求接收人员给个字据。该处一位同志听后笑说：“电话已经打过去了，不用打条证明了，你俩辛苦了，去招待所休息一两天回去吧。”
朱鸿魁用了半天的的时间看望了在厦门海军服役的堂弟朱鸿润，并游览了举世闻名的鼓浪屿。
第五件事：
1954年夏天，部队驻泉州郊区清濛村，支局驻该地郑厝的住宅内。
有一天大雨滂沱，部分邮包在路上被雨淋湿，在倒包时供师首长看阅的密卷《国民党中央日报》散落一地。大家一下子紧张起来，这是很保密的要件，生怕被说成是偷看。
朱鸿魁即同三位收发同志将其重新包好，然后与密件收发张汉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同送到师政委颜红处，述说了此密件的情况。没想到颜政委说：“这有什么，看了又怎样，朱鸿魁相信你们。”朱鸿魁俩人一下子释然了，心里感到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