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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写过很多人民军队的文章，从文化、制度、政治、经济等方面聊了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发展壮大，但遗漏了“武器装备”这个角度。今天是建军节，我们就来聊聊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进化史。人民军队最初的武器装备，那简直是闻者落泪，惨不忍睹。这么多年过去了，仅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也能体会到他们的无奈心酸。1927年9月，教员率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前进时，大致有600余人、700余支枪，是一支小的不能再小的队伍。但正因为枪比人多，教员才能抽调100支枪，送给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换取上山落脚的机会。次年4月，教员和朱老总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队伍扩充到6000余人，实力大为增长。然而，红四军的枪支拥有量，是这样的——红28团，长短枪近千支。红29团，300支枪，其中100支是废枪，不能用。红31团，600支枪。红32团，300余支枪。
这一时期的井冈山，从“枪多人少”变成“枪少人多”，堂堂6000余人的红四军，只有2200支枪。也就是说，有完整战斗力的红军战士不超过两个团，剩下的近4000人，都是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辅助作战。枪少人多，且没有后勤工业给与补充，便意味着枪是稀有物资，有枪就有地位，有立功的机会，没抢的话，遇到敌人都没有反抗的机会，性命都保不住。
于是，不论军事主官、各级政委还是党支部，都无法相对公平的调配枪支，以至于红四军的山头主义盛行、军阀气息浓厚。枪支稀缺，还引起一些内讧。例如迎接教员上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就因为拥有几百支枪，且向红四军借了4门迫击炮没有归还，被湘赣边界特委认为图谋不轨，调动红军将其剿灭，夺了他们的枪炮。
直到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正式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把“私藏枪支、子弹、银钱”视为反革命的表现，严加批判整肃，并重新规定了部队编制和枪支编制——每营有四个连，每连配长枪75支。每团设一个特务连，和步兵连一样配长枪75支。每团另设机关枪连和迫击炮连，每连配长枪40支。
非战斗必须的短枪，每连配6支、营部3支、团部5支、军部6支。经过“古田会议”的整肃，因枪支稀缺引起的内讧，才暂时遏制下来，红四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领导的军队。”内部矛盾被压下去了，但红军作战依然缺少枪支，如果不能开辟“枪支的增量”，内部矛盾还会重新爆发，革命成功也遥遥无期，怎么办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和朱老总领导红军，探索了两种获取枪支的方式。其一是整合兵工厂，创建独立的军工体系。早在武装革命爆发初期，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和第九纵队，就在江西吉安创建了养金山修械所，成员80余人，负责修理枪械、熬制土硝。
差不多相同时期，江西于都的第十五纵队成立桥头修械所，党组织负责人陈玉书、李茂生等人领导成立了平安修械所，后来，这两座修械所和闽西的几座修械所，合并为江西省修械处，共有120余人。
此外，江西赣州的龙头修械处、兴国的白石修械厂等小型兵工厂，也负责修理枪支，保障红军作战。1931年秋，中央军委把各地的小型兵工厂都迁移到江西兴国，然后在官田村成立中央红军兵工厂，工人数量达到450人，下设枪炮科和弹药科。其中枪炮科又下设制造股、木壳股、牛皮股、刺刀股，负责生产枪支的各个零部件。弹药科则下设炸弹股和子弹股，负责生产枪炮弹药。
此后两年半的时间，官田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累计生产或配置了4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修理100余门迫击炮、2门山炮、2000挺机枪，制造了6万枚手雷、5000枚地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兵工厂的工人随军行动，开始了新的征程。其二是战场缴获。
红军具体缴获了多少枪支弹药，我们现在已经难以统计，但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宁边区采访以后，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的，这些武器都是那些国家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这段话可以说明，战场缴获是红军枪支弹药的主要来源，兵工厂的生产是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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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人民军队和各界爱国同胞结合起来，迅速发展壮大，截止到1938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士人数，便从5万发展到18万，此后更是指数级增长，抗战胜利前夕已超过百万。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薄弱家底，可以想见，枪支弹药的增长肯定跟不上战士人数的增长。很长一段时期，有枪的八路军战士是极少数，大部分战士仍然使用大刀、长矛、土枪等简陋武器作战，牺牲非常大。新四军成立初期，作战队列后排的战士甚至是空手上阵，等前排的战士牺牲了，再冲上去捡起步枪继续作战。《游击队歌》的第一句唱道：“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句歌词固然证明，战士们的单兵素质不错，但也能从侧面看出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缺乏枪支弹药，必须瞄准才能射击，避免浪费任何一颗子弹。
在这样的背景下，补充枪支弹药，仍然是首要问题。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教员和朱老总就以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要求各师、旅、团、游击队以及各大根据地，抓紧时间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弹药厂，解决修理枪支、生产弹药等问题。
1938年10月，教员重申命令：“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没有军火缺乏之虞。”在教员和朱老总的督促下，各部队、各大根据地的兵工厂逐渐建立起来。截止到1942年，形成一定规模的兵工厂，115师的晋察冀根据地有12个、120师的晋绥根据地有7个、129师的太行根据地有4个。八路军总部下辖的军工部，更是成立了华北敌后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
那这些兵工厂的产能怎么样呢？晋绥根据地的兵工厂产能较弱，年产步枪不足300支、手榴弹三万余枚。晋察冀根据地的兵工厂稍微强一些，累计生产步枪1056支、子弹六十万发、手榴弹三十万枚。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能力最强，据军工部长刘鼎的汇报，黄崖洞兵工厂成立五年以来，生产了一万多支步枪和掷弹筒、十万发炮弹、数十万发地雷和炸弹、百万发步枪子弹。
此外，刘鼎召集技术人员，设计出一种新型步枪，并画出结构图，交给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去试制。刘贵福用这张图纸，再结合捷克式、汉阳造、三八式步枪的优点，制造出一种重量轻（3.36公斤）、体积小、精度高的新型步枪，因为比普通步枪短十厘米，和马枪差不多，八路军总部便命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整个抗战期间制造了一万多支。做为这些成规模兵工厂的补充，各根据地的小型兵工厂，则主要生产一些低端武器——融化生铁，铸成西瓜一样大的铁雷，破坏日军交通。收集人民群众奉献的铁壶，填装炸药做成铁壶雷。开采大块石料，挖空中间填装炸药，做成石雷。
收集各种陶器，做成酒罐雷、碗雷、茶壶雷。前线战士收集的废弃弹壳，也会交给兵工厂，他们重新整形、清洗、切口，等弹壳恢复原状以后，再填装底火、火药、弹头，做成二次利用的复装枪弹。总而言之，全面抗战时期的枪支弹药，主打一个五花八门，只要能用来杀敌，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要想办法造出来。综合统计起来，各部队、各根据地的大小兵工厂，在全面抗战时期生产了450万枚手榴弹、各种地雷20万个、子弹780万发、长短枪两万余支、各种口径的迫击炮900余门。
看起来数量不少，但和红军时期一样，因为缺乏工业设备，独立生产制造的枪支弹药，远远不能满足高强度战争的需要，所以战场缴获依然是八路军、新四军枪支弹药的主要来源。从哪里缴获呢？不是日军，而是伪军。
和抗日神剧的演义不同，真实的日军战斗力比较强，想从日军的手里缴获枪支弹药，难度非常大。“百团大战”期间，爆发过一场“榆辽战役”，陈赓指挥太岳纵队在山西榆社、辽县一带击毙击伤日军千余人，缴获21支步枪、1门迫击炮、1240发马步枪子弹，但为了取得这些战果，太岳纵队损失了45支步枪、21236发马步枪子弹、14971发轻机枪子弹、6727发重机枪子弹。从这些数字对比可以看出来，太岳纵队的损失和缴获完全不成正比。用当时的说法，陈赓做了一场亏本的生意。
相较而言，伪军的战斗力就差太多了，专注打伪军，不仅可以消耗侵华日军的实力，还能逐步发展壮大自己，性价比非常高。我查到的一份资料显示，罗荣桓领导的山东根据地，八年时间就从伪军手里缴获了20.7万支马步枪、955门炮、1100挺机枪。那么想来其他根据地也差不多，否则不可能维持百万大军。
可以说，向伪军缴获的枪支、复装枪弹、自制土雷以及各根据地的兵工厂，撑起全面抗战的半壁江山。当然，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发展市场经济，用物资向日伪军购买武器，以前在《抗日经济战》和《四爷牛X》里说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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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面抗日战争的建设，到了解放战争初期，各个根据地的迫击炮厂、手榴弹厂、修械厂等成规模的兵工厂，合计共有160座。我们之前说过这些兵工厂的生产能力，所以兵工厂的数量虽然不少，但依然不足以支撑解放军作战。这样的现状，也导致西北、中原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较差，解放战争前两年，打的很艰难。解放军改善武器装备的转机，来自东北。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击败日军，年底，十万解放军进入东北。他们原本计划，进入东北以后就请求苏军，把日军留下的武器装备移交过来，结果苏军以“和国民政府有约定”为借口，拒绝向解放军移交武器装备，要把东北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
不仅如此，苏军还把东北的主要工业设备、日军留下的武器装备、金银货币都视为战利品，通通运回苏联，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东北。进入东北的十万解放军，就这样陷入没抢、没钱、没根据地的困境。要解决困境，首先要解决枪支弹药的问题，经过分析研究，他们想到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挖窖。
日军侵占东北的时候，修筑了大量的秘密据点，并在其中储藏军火，给全面溃败后发起反攻做准备。苏军进入东北以前，曾派出一批中国人收集日军秘密据点的情报，苏军就是拿着这份情报，摧毁了最重要、最坚固的日军秘密据点。但日军的秘密据点实在太多，苏军来不及全部摧毁，大部分都留下了。解放战争初期，这批收集情报的中国人，相当一部分参加了解放军。此外，大量的伪军向解放军投诚、大约三万日军留在东北参加解放军，这三方人员把知道的情况全部汇总，解放军便得出日军秘密据点的大致信息。于是呢，他们把日军秘密据点里的武器全部取出来，分发给战士。
第二种是捡洋落。
日军和伪军败退的时候，有些部队撤的非常仓皇，以至于枪支弹药都留在营房、山头、驻点等地方。解放军便派出工作队，漫山遍野的搜寻，把这些日伪军来不及带走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这是捡日本的洋落。随着解放战争愈演愈烈，苏军也意识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倒向美国了，要想巩固苏联在东北的利益，需要给解放军一些必要的支持。
于是，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林彪以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军移交一部分日军枪支弹药。斯大林接到信件，同意了。林彪便用苏军移交的日军枪支弹药，武装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这是捡苏联的洋落。通过挖窖和捡洋落，东北解放军用日军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形成强悍的战斗力，实力远远超过抗战时期。
最重要的是，东北解放军收集到大小火炮700余门、坦克和牵引车65辆，史无前例的组成自己的炮兵部队。大炮是战争之神，日后和国军决战，这支炮兵部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挖窖和捡洋落总有结束的时候，用这两种临时手段推进解放战争，显然不现实。要想源源不断的获取枪支弹药，最佳的办法是自己造。
在东北稍微立足之后，他们便开始做这项工作。尽管苏联运走东北的主要工业设备，但他们的运力有限，还是留下不少工业设备，东边一堆钢管、西边一台机床、南边一座厂房、北边一叠资料等等散落在东北各地。1946年8月，东北军工部把散落各地的工业设备拼凑起来，在珲春、兴山、鸡西、佳木斯、哈尔滨等地成立了14个大型兵工厂。
与此同时，东北各军区也把辖区内的工业设备拼凑起来，成立了修械所和小型兵工厂。次年11月，东北局决定，各军区的所有修械所和兵工厂，都划归军工部领导，并任命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统一领导东北的军工产业。
经过建设、整顿的两步走，到了1948年初，东北就有了完整的军工生产体系，可以全力支持东北解放军作战了。考虑到东北工业在全中国的领头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东北的军工生产体系，就是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效率最高的。
后方有军工生产体系，前方有大炮，在这两者的推动下，东北解放军无往不利，逐渐解放了东北大部分地区。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在这以前，东北解放军已经全副武装了12个纵队、36个师、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炮兵旅、1个铁道兵纵队、1个战车团，共计70万人。
尤其是炮兵纵队，下辖8个炮兵团，再加上每个纵队下辖的1个炮兵团，整个东北解放军的大炮数量，共计2370门。正是这些大炮，决定了辽沈战役的成败。义县阻击战的时候，林彪足足出动了4个炮兵团，而国军仅有8门山炮，形成绝对性的火力压制。
塔山阻击战，林彪做了“三线两群”的火炮部署——团属轻型火炮在第一线、师属火炮在第二线、炮兵纵队的重型火炮在第三线。第三线的重型火炮又分成两个炮群，第一炮群拥有野榴炮12门、高射炮5门，第二炮群拥有野榴炮14门、高射炮4门。
“我不要你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林彪能说出这句话，强大的火炮力量起码给了他一半的底气。打锦州，林彪更是集中近千门重炮。
可以说，挖窖和捡洋落让解放军立足东北，建立军工生产体系为解放东北奠基，火炮决定了“辽沈战役”以及稍后进行的“平津战役”的胜利。而就在东北建立军工生产体系的同时，1947年初，华东局派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朱毅抵达大连，通过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和苏军交涉，全盘接管了大连的化工厂、机械厂、钢铁厂和汽锅厂，建立了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大连新建公司。
因为大连新建公司的直接上级是华东局财经委员会，故而大连新建公司的军工产品，主要是通过渤海海路和山东陆路，提供给华东解放军使用。1948年11月爆发的“淮海战役”，粟裕指挥华东解放军发射了30余万发炮弹，其中大连新建公司提供的炮弹就有20万发，占到淮海战役发射炮弹总量的三分之二。
战后，粟裕说了一句：“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东北，就这样推动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推动了全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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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完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进化史，我们可以发现，战场缴获武器一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从1927年创建小型兵工厂到1947年整合东北军工体系，同样是一条不可回避的脉络。尽管在三大战役以前，独立自主生产的武器装备不占主流，但长达20年的军工经验，起码证明了两件事——中国共产党是工业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人民军队是独立自主的，始终在尝试建立不依附于人的军工体系。这两件事，满清、北洋、国民政府都没有做到，所以他们陆续败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做到了，才有资格迎接1949年的昭昭天命。
而有了20余年的军工经验和地方工业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举国之力实现工业化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惯性，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