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白给王震讲《战争论》,忽然遇到敌人打炮,忙问:我该躲哪儿

漫步史书 2024-09-21 10:03:01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谈到了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为追求革命真理,受中国共产党感召到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

应该指出的是,这部分不远万里,克服重重困难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为我党储备的人才和干部,为后来抗战、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设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根据任弼时的描述,从1937年1月到1943年1月,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量已经达到了四万余人,其中70%以上是高中学历,此外还有少部分的大学生,当然这部分人中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群体,就是一些归国的华侨和海外留学的科学家。

这其中就包括曾被毛主席点名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陈康白。

其实现在聊起陈康白,大多数人都不一定了解他。

哈尔滨工业大学追溯前身可以到1920年,张学良曾兼任该校校长,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闻名遐迩的高等院校,这所学校培养过许多在科技教育界享有声望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哈工大获得了更好的发展,1951年被列入全中国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两所样板大学之一。

陈康白也是在此时接替冯仲云,出任哈工大的校长。

应该指出的是,陈康白是1937年冬受感召不远万里到的延安,而且是一下子就引起轰动。

当时的延安,还没有见过如陈康白这样具有高等学历的科学家。

陈康白是湖南长沙人,1898年生人(一说1902年),父亲陈淡园,早年从事私塾教育。

作为一个一辈子从事教育的老师,陈淡园最希望的就是儿子能够继承他的衣钵,继续从事读书育人的工作,于是在1918年,陈康白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当时,在第一师范教书的徐特立与陈淡园关系很好,因此对从小聪颖好学的陈康白十分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徐特立还曾是毛主席在第一师范时的老师。

尽管与毛主席是同一个老师,可陈康白却并没有走上和这位学长以及老师同样的道路,而是认定科学技术在民族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促使他走上科学道路。

1922年,陈康白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陈康白也是在此时接触到了化学,如饥似渴的投身其中。

不过,那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陈康白也因为参与“反帝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不得已之下只能回乡同父亲一起教书。

一直到第二年,徐特立听说自己钟爱的学生滞留乡野,认为不该浪费人才,就写信给厦门大学任教的好友,推荐这位学生。

1925年夏,陈康白以转学的方式进入厦门大学读书,攻读化学专业,至1927年毕业。

陈康白在学习期间便发表过不少论文,可以说在化学专业上,他有难能可贵的天赋,也正因为在校期间学习出众,陈康白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还先后被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邀请从事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1933年,陈康白的一篇有关化学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引起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教授阿道夫·温道斯,温道斯过去曾因发现维生素D而获得1928年诺贝尔化学奖,他力邀陈康白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做研究员。

德国哥廷根大学对陈康白的到来很重视,不仅为他准备了单独的办公场所和实验室,还配备了助手,在优良的环境下,陈康白很快就获得了研究成果,哥廷根大学欣喜之余,为陈康白夫妇准备了一栋住宅。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康白抱着爱国之心放弃了在德国的科研工作回到了祖国。

当时,陈康白的导师阿道夫·温道斯还很惋惜,希望他能再回来,但陈康白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实验室,回到老家长沙的陈康白在得知老师徐特立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后,立马就去探望。

徐特立当时就劝陈康白:

“到延安投身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救国。”

陈康白后来到延安的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却始终不曾被打倒、

那时陈康白作为世界有名的科学家,刚到延安就引起重视,但延安这块土地上一穷二白,他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才干呢?

陈康白到延安后,立马就注意到了延安的工业基础很薄弱,所以他几乎是一手挑起了这个重担,联合到延安的一些科学家、大学生等开办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并且还受中央军委嘱托开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研究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是高大上的科研项目,而是贴近于生活居多。

比如延安用纸困难,陈康白就领衔研究,成功研究出了试制出马兰草造纸工艺,延安难民纺织厂生产困难,也是陈康白亲自到一线参与,全面恢复生产的。1940年以后,延安食用盐出现了困难,陈康白负责起了提高食盐生产困难的难题。

陈康白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延安工业生产。

1938年,陈康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陈康白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却一直渴望着上战场。

1944年6月,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当局惨败,考虑到抗战已近尾声,为了加强华南地区的抗日形势,毛主席以有力一部南下,深入湖南中部,创建根据地。

当时,毛主席选定了王震率领的359旅一部分组成南下支队。

就在王震出发之前,已经年过五旬(实际可能未到)的陈康白却突然向组织上提出请求,希望能一起跟着南下。

我们无从知晓那时候组织上是如何看待这件事,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已经都劝说过陈康白,希望他能留在延安。

可最终劝说还是失败了。

1944年10月,王震率部出发,陈康白随军南下。

据当事人回忆,不少当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也都一起跟着南下了,比如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周立波等等。

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特殊经历,王震后来与陈康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概在离开之前,党中央领导同志曾叮嘱王震,陈康白是个科学家云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因此从部队出发南下后,王震就把陈康白一直带在身边。

王震是湖南浏阳人,陈康白是长沙人,算起来也是半个老乡,所以两人在路上经常用“湖南话”交流。

有意思的是,据王震回忆,陈康白还翻译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知识分子是真的很像上战场啊!

不过,根据各方面资料讲述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中国流传史,并没有提到哪一版本的《战争论》是陈康白翻译的,所以这里其实要画一个问号。

《战争论》作为一本军事著作,进入中国是在1912年,后续还有出过几个版本的译本,因为局限于时代,建国前有关《战争论》的译本各有各的问题,特别是对原意掌握不住精髓,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来建国后,我们国家根据德文版本翻译,才算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建国后的《战争论》的译本,也是所有译本中质量最高的。

不管如何,《战争论》作为一本世界名著,早在抗战时期就在延安流传过,毛主席自己就看过,他不仅看,还叮嘱身边的人也都去读一读。

以上这些纯属题外话。

有关陈康白翻译《战争论》如果不属实的话,在大概率的情况下,只有一种解释:

陈康白很有可能读过德文原版的《战争论》(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人),从理解的层次来讲,要远远胜过当时国内只能读各种译本的人。

在南下的途中,王震与陈康白两人便骑着马交流,陈时常给王震讲《战争论》,所以在王震的口中,陈康白就成了翻译《战争论》的人。

后来一直到建国后,陈康白始终都与王震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还几次到他家吃饭,出入就和自家人一样。

王震跟人介绍陈康白也是这样讲:

“你知道他是谁吗?了不起的人啊!大学问家,化学家,留学德国的。《战争论》就是他翻译的啊!”

1944年南下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

一次,陈康白照例给王震讲《战争论》,正讲的时候,前面突然传来“乒乒乓乓”的枪声,甚至还有炮击的声音,就在大家四处找地方躲避的时候,陈康白问王震:

“我该躲在哪儿?”

王震开玩笑道:

“你去问克劳塞维茨。”

陈康白着急的说:

“莫开玩笑咧!真的炮打来了。”

这件事后来成为王震与陈康白每次碰面必聊的话题,每次一聊起来,两人都是哈哈大笑。

陈康白到底还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科学家,他不是个将军。

同年冬,南下支队在过河时,陈康白所骑的骡马行在冰面上打滑,把他掀到水里了,等到战士们七手八脚的把他拉上来以后,他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书和仪器都丢了。

那个年月能弄到书籍和仪器不容易,陈康白心疼的直掉眼泪,王震只好出言安抚,后来还写了首诗送给他:

吕梁山上剃胡子,

汾河岸边丢骡子。

死也不丢竹杆子,

誓与马列共生死。

陈康白到底没能实现自己上战场的愿望,但他后来也没再回后方,南下支队北上后,陈康白留在了中原军区,负责军工部门生产,他所主持的军工部门后来基本上满足了三大战略集团挺进中原的作战需求。

建国后,陈康白回到了北京,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为祖国的科学建设事业、工业建设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后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陈康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但他始终乐观面对、甘之如饴。至1975年,头发花白的陈康白才回到老家长沙,当年那些老战友,如李先念、王震还写信慰问他。

1979年,陈康白重回北京,据时人回忆:

“陈康白离开路口返京,乡亲们含泪送他到两三里外的车站,时年已是75岁的他三步两回头,不停招手,老泪纵横。”

1981年7月31日,陈康白在北京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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