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侯建永
第一集
我叫侯建永，家住商洛地区的秦岭山中。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人，却依然没有过上富裕的日子。两个哥哥都是２０岁头的大小伙子了一直找不到对象，两个妹妹还在读书，我是家里的老三，１９７５年高中毕业后也回到了农村。
七口之家每次做饭就是大半锅，但我们兄妹依然吃不饱。我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的第二年，我们县农建团修水库需要增加劳力，给出的条件是管吃住，每月还有３０个工分。这样的优厚条件，对于我这个没有家庭拖累的半大小伙子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我就报名去了县农建团。
我们家住县城的最西边，而农建团则在县城的最东边，两地相距９７公里。走的那天县里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个个披红挂花被送上了大卡车。
大卡车走了两个小时后，我们下了车又步行１２公里后才到达目的地。农建团是按部队进行编制的，由于我是高中毕业生，因此我被分到了团部的通讯班担任通讯员一职。平时我参加机关排的劳动，需要的时便可以随时离开。
因为农建团下辖几个直属单位，他们的驻地也比较分散，如专供石料的石料连，供农具修理的机修连，还有专门从事后勤保障的运输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来回奔波在这几个连队之间的山路上。
我在农建团眨眼几个月就过去了，时间已经进入冬季，才下过一场大雪的一天早晨，农建团的民工们还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我就被领导叫醒。因工地上冻，需要一大批钢钎来破土，我得尽快把团里分配的任务表送给机修连。
灰蒙蒙天空还在飘着雪花，我踩着厚厚的积雪便进行在这千山万壑中的一条小路上。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我觉得有点渴，因此在爬上一道山岭后，我便用手抹去一块大石头上的积雪，坐在石头上随手抓起一把雪吃起来。
突然就在我刚要下山的半路上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弯着腰拉着一辆装满干柴的架子车，虽然看不清脸，但从她那快要垂到地上辫子上可以判断她是一名女性。由于是上坡，她腰弯到了极限，并且还得不停的把架子车改变方向呈之字形一步一步向上拉，看到她如此吃力，我立即快步跑上去帮忙。
车子终于上了山梁，我也松了口气，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那女人也把架子车停了下来，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说道：“谢谢你，要不是你帮忙，我一个人绝对是拉不上来的。”听到如此熟悉的声音，我吃了一惊，急忙回过头来，果然是她，我高中的同学，贺春莹。
我家住在娄底公社，本来我上学时应该上娄底中学的高中，但是由于我受邻居侯三叔的影响学会了拉二胡，因此我便被当时的县上唯一的重点高中特招为文艺班学员上了县城中学。而贺春莹就也是文艺班的一名学生，我学乐器，她学表演。
高中两年贺春莹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她唱腔圆润，吐字清晰，表演精湛，经常出演女主角。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拉二胡的，不引人关注。因此两年间和她说话也不多。不过我们还是很有交情的，毕业时她还送了我一支钢笔。
万万没有想到我能在这荒山野岭上遇见她，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昔日的一技花，如今怎么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
我们两人都是一愣，半天也不知道说点什么。还是贺春莹的脑子转速高，她愣了一会后便笑着说：“我这是要给水库送点柴，我家就住在这岭下边，不知你是路过还是在这里工作？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到我家坐一坐，喝点水，认个门。”
“我是修水库的民工，今天是要去机修连送一份表，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我随回答。
看着贺春莹远去的背影，我不禁又想起了高中时的那一幕。
那是临近高中毕业的一天，我刚给学校交了３０斤玉米糁子，换了２８斤饭票，放在我枕头下边。可是等我出操回来的时候，饭票竟然不翼而飞，虽然我即时报告了老师，但追查了几天依然没有下落。３０斤玉米糁子，那可是我最后的生活来源。同学们你一斤，我二斤，总共给我凑了不到１０斤。为了能坚持到毕业，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尽量节省。
一天上午放学后，我没有去饭堂打饭，坐在教室练习二胡。贺春莹，给我打了一碗稀饭，另外还给我从家里带来的半块黑面馒头。我坚持不要，因为我知道我们班上除了几个父母都是吃商品粮的外，其余谁家粮食也不宽余。
贺春莹说：“你放心吃吧，我演出时还有补助，”说完后她又在我的面前放了１０斤饭票，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出了教室。
这么大的馈赠我如何承受得起，正当我准备把饭票还给她的时候，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大体内容是让我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她的饭票有多余。
从此以后，我们经常传递小纸条相互鼓励，但仅此而已，绝对没有涉及个人感情。
我也不知道她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一个年轻姑娘竟然下苦卖柴。
十点多，我便赶到了机修连，其实也就是几十个木匠，铁匠组成的一个农具修理作坊。因为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是水库的石头来源地。打炮眼需要的钢钎要随时修理，因此这个修理作坊就建在了石料场的旁边。我把分配表交给领导后吃了一顿饭就返身向回走。经过岭底时便想弄清贺春莹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我就以讨水为名，来到一位大嫂家与大嫂闲聊起来。
原来贺春莹家是一个组合家庭，父亲在贺春莹八岁那年就去世了。由于孤儿寡母时常遭遇别人欺负，贺春莹的母亲便带着贺春莹嫁到了现在这个村子与一个失去媳妇的男人伍德全接了婚。
伍德全家里有一个男孩子名叫伍民娃，比贺春莹大四岁。只是伍民娃脑子有问题，经常疯疯癫癫的，除上在生产队上工外，什么也不懂，甚至连十个指头也数不清。
去年贺春莹的母亲突然病故。
贺春莹的母亲去世后，伍德全拉下了他那善良的面孔，经常对贺春莹拳打脚踢，更为严重的是，他想让贺春莹与他的宝贝儿子伍民娃结为夫妻。遭到了贺春莹的强烈反对后，但天天喝酒装疯，对贺春莹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只要有人给贺春莹提亲，他就和谁闹。
现在是贺春莹必须好哄着他才行，还每天要保证给他二两酒钱，否则就他就摔东西，砸家具。
从大嫂家出来，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没想到贺春莹的生活竟然如此艰难。
回家的路上我与贺春莹又在岭头上见面了，看到她满面春风，我知道她一定是把柴卖了个好价钱。贺春莹没有向我叙说伍德全和伍民娃的任何事情，只是说目前她家里非常困难，她不得不卖柴来暂时缓解。
她不说，我也没有问，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她，过几天我再路过她们家时一定会去讨水喝。
回到农建团，我把我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减少到每天半斤，结余的饭票全部卖给饭量比较大的民工，一个星期后，我口袋里终于有了八元钱。
星期日那天放工后，我揣着这八元钱来到了贺春莹的家。
三间破破烂烂的瓦房，中间的堂屋是兼厨房，东屋是伍伍德全和伍民娃的卧室，西边是贺春莹的卧室。
我去的时候贺春莹已经吃过了饭，由于是冬天，伍德全和伍民娃已经坐在了东屋的土炕上，而贺春梅正在洗锅。
我坐在灶堂的小櫈上一边与贺春莹聊天，一边看她洗锅。
期间伍德全进进出出好几次，每次都是阴沉着脸。我叫了他几声叔，他也没有理我。见他这样，我和贺春莹只聊了一小会儿后便起身告辞了。贺春莹把我送出门的时候，我把那八块钱塞进了她的手中。贺春莹还想推让，我就撒腿跑了。
十多天过去了，那是一天中午，我正在出黑板报，看见一个农民拉着一辆架子车从伙房那边过来了。架子车上还装了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也不知是啥东西，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位农民拉着一架子车蔬菜来水库卖，管伙的挑了一些好的买了，架子车上是挑剩的蔬菜，有洋芋，南瓜，还有几棵大白菜。
我随便问了问价格，他便非缠着要把剩余的蔬菜卖给我不可，当时我只有一块钱，这农民也不嫌钱少，就把剩下的蔬菜全部卖给了我，我装了一大袋子。
放工后，我没有吃饭就扛着这些蔬菜送到了贺春莹家。贺春莹十分感动，她说，她正愁粮食不够吃，有了这些蔬菜过年前应该不会再断顿了。
贺春莹刚说给我倒口水喝，伍德全就出来了。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贺春莹已经和我儿子伍民娃订了亲，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我们家了，终究男女授受不亲。”贺春莹忙解释我是为她们家送蔬菜的，但无论她怎么解释，我还是被伍德全推出了门。
过了两天，贺春莹又拉着一车子柴来水库，我见她汗流浃背忙给她倒了一碗开水拿来一个馒头让她坐在我的床铺上吃。
她只喝了一碗开水就要走，看见她脖子和胳膊上的道道红印，我知道这是她上山砍柴留下的。水库人多眼杂，我也没敢多留她，看到她拉着车子远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润湿了。
眼看就要过年了，水库也准备放假。我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摸了摸口袋里还有两块钱，我就想着把这两块钱送给贺春莹。有了这两块钱，她或许还能过一个好年。
我在离开水库的前一天晚上去了贺春莹的家。
那天晚上寒风刺骨，我们坐在堂屋不敢进贺春莹的卧室，我和贺春莹只说了几句话，把钱给了她后我就告辞出了门。
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到岭头，就被人用麻袋捂住了头，接着棍棒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大声的叫喊，冬天的岭头上寒风凛冽，谁会来这里呢？喊了一会不但没有一个人前来搭救，也没有让这些人良心发现。就在我快要昏厥的时候，贺春莹终于来了，那帮打我的人随着贺春莹的尖叫也四散逃走。
贺春莹一把拉去我头上的麻袋，抱着我大声地哭了起来。我挣扎地站起身望着黑膝膝的夜空，怒吼一声：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