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霆
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调集30万军队，向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进攻。向豫皖苏边区进攻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包括第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共计9个师14万余人，超过新四军第四师总兵力的七倍。汤恩伯妄图凭借其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津浦路以西的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尔后深入苏北和山东，将新四军驱逐至黄河以北，配合日本侵略者加以围歼。
早已是我党地下党员的陈锐霆时任第九十二军一四二师主力四二五团团长。
1941年1月下旬，日军对驻河南省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发起了豫南战役。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由信阳进攻南阳、漯河、项城等地；另一路由商丘进攻周口。与此同时，驻徐州、宿县日军也集中兵力向阜阳方向进攻，并先后占领了涡阳、蒙城、太和、界首等县城，其先头部队已接近豫皖边界的临泉。
面对日军的攻势，驻扎于阜阳地区的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不战而退。原驻在西淝河以东阚疃集附近的第一四二师，撤退到阜阳西南地区。陈锐霆率第四二五团转隶第九十二军暂编第十四师，奉命在临泉附近与日军周旋。不久，日军自行撤退，陈锐霆即率第四二五团归建第一四二师。
日军撤退后，第一四二师师部召开团长会议。会上，师长傅立平说：“向阜阳方向进攻之敌，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已经被迫撤退。但是，在该敌向我进攻的同时，当面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已进到西淝河一线。日军从北面进攻，共军由东面西进，显然是互有‘默契’的配合行动。为此，我师奉命进击彭部，予以歼灭，并推进到涡河西岸，收复我原来的地区。第四二五团为前卫团，从颍上县以北渡过颍河，迅速接敌，待命进攻。”
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陈锐霆深感震惊和为难。他只好一边点头应付，一边思考着对策。
会后第三天下午，第四二五团从师工兵营架设的浮桥上渡过颍河。部队在颖河北岸集合、休息时，下面向陈锐霆报告：发现新四军。
陈锐霆举起望远镜观望，只见北面尘土飞扬，三四公里处有一支队伍成两路纵队正自东向西行进，前头已被一座山岗挡住，尾部还在远处村落的后面。陈锐霆边看边想：新四军怎么这么大意呢？行军时，队伍两侧也不派警戒人员，国民党的一个主力团出现在身边，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有察觉。
后来，这支部队的负责人刘震将军告诉陈锐霆，那是他率领的新四军第十旅，部队刚从战场下来，正往西转移。
陈锐霆脑子里急速思量着怎么办，对策还没想好，师部送来师长傅立平的命令，立即出击，将新四军拦腰切断，包围歼灭。
陈锐霆看着手里拿着的命令，心里沉甸甸的。一旦出击，这支毫无准备的新四军必遭灭顶之灾。他咬着牙下了决心，即使个人承担再大的风险，也不能让人民的队伍受损失。
他当即给师长傅立平写了封短信：共军后续部队的情况不明；这里是黄泛区，地形复杂，除少数通道外，部队不便展开和机动。我已派出敌情、地形两个搜索组，待他们返回报告情况后，再视情下令出击。
他的想法就是一个字：拖！拖到天黑，仗今天就没法打了。
时间过得极慢，太阳迟迟不肯下山，陈锐霆几乎是数着心跳声熬到天黑。
这时，傅立平又派人来催战。陈锐霆再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就给部队下达了“追击”命令。部队“追”了一天一夜，连新四军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这样折腾一番后，第四二五团一枪未放到达了涡河南岸龙亢集西南地区，在这里待命行动。
两军在涡河两岸对峙，战事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陈锐霆急于与党组织沟通联系，通报国民党军方面的动向，却找不到任何途径。
还在阜阳地区时，陈锐霆就给随商震去重庆的王兴纲写过信。王兴纲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他与党组织的唯一联系人。信寄出后，一直没得到王兴纲的回音，而且王在大后方，远离千里，远水不解近渴。如今，两军隔河对峙，沟通联系就显得更为迫切。
陈锐霆能想的办法就是派人联络。可派谁去河东沟通联系呢？他几经思索，想到团部的政治指导员屠凤麟。
屠凤麟是陈锐霆的老同学，1927年同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比陈锐霆低两届，在校期间就秘密加入了CY（共青团）。后来，他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成了国民党的一名政工人员。
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师设立政训处，给各团派中校政治指导员，说是负责全团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专搞监视、告密等特务活动。因此，陈锐霆对他很“警惕”，尽管认识了十多年，见面总是不冷不热的。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陈锐霆感到他对共产党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明确地跟陈锐霆说：“我过去信仰共产主义，在校时就加入了共青团。虽然后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信仰始终没有变。”于是，陈锐霆对他也是以诚相见，除了党的组织关系外，政治观点、思想状况等都跟他说过。屠凤麟不仅表示赞同，而且守口如瓶。因此，陈锐霆决定让他担负与新四军方面沟通联系的任务。
当晚，陈锐霆就给屠凤麟说了自己的想法，屠慨然允诺，并于第二天早晨换上便衣，悄悄乘小船过了河。一直等到晚上，屠凤麟才匆匆回来，又累又饿不说，他还没有找到联系人。
屠凤麟说：“老百姓见我从河西过去探听新四军，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搞不清’，他们准把我当成坏蛋了。”陈锐霆安慰了他几句，让他先回去休息。
正当陈锐霆为联系不上党组织而焦急的时候，在医院养伤的迫击炮连连长王朝纲回到团里了。王朝纲是四二五团仅有的两名党员之一。
1939年12月，他在烽子山阻击日军时，身负重伤，被留在后方医院养伤一年多。正是用人之际，陈锐霆见到他很是高兴。而且他还带给陈锐霆一条好消息：“王兴纲来了。”陈锐霆一听，乐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王朝纲告诉陈锐霆，王兴纲是和他一起来的。由于他在第一四二师熟人太多，公开露面会引人注意，所以就暂时住在炮兵连长蔡德裕那里了，他约陈锐霆晚上去，有事相商。
吃过晚饭，陈锐霆徒步直奔炮兵连。王兴纲也走出住地，迎陈锐霆于村外的途中。分别将近两年，两个日夜思念的亲密战友，相逢在战事即将爆发的非常时期，彼此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两人来到一座坟垣，坐在墓碑石上谈了起来。
王兴纲说，他是南方局叶剑英派来的，任务就是沟通彭雪枫和陈锐霆的联系。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经我党坚决斗争，目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形势如何发展，还需要观察。
他还告诉陈锐霆，一路上，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很严，他在西安、洛阳费了很多周折，才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在周家口上船时，同来的党员干部郄国仁，因身上带着钱亦石撰写的《中国怎样降落到殖民地的地位》这么一本很普通的书，就被扣留了。
陈锐霆汇报了第四二五团的情况。他说，第四二五团由于从未参加过反共战争，绝大多数官兵对共产党无大的成见，普遍不关心政治，只知盲目服从。少校团副孙兴魁出身贫农，是从士兵逐级提拔上来的，思想比较进步；一营营长王玉泉行伍出身，圆滑世故，偏于保守；二营营长王国纯是他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热情正直，倾向进步；三营营长董维斌也是军校的同期同学，头脑简单，缺乏主见……在营级以上军官中，陈锐霆主要做屠凤麟、孙兴魁和王国纯的工作。
同时，陈锐霆还告诉王兴纲，现在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渡过涡河，向新四军大举进攻；建议新四军做好战争准备，并立即派人来，以便随时通报军情。
这一夜，两人谈了很久，月亮快下去了，才离开坟垣，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
第二天，王兴纲离开九连，去河溜集看望同学。老同学见面，不胜惊喜，硬是拖他去酒馆里喝几盅。结果刚刚坐下，就撞见了第四二六团团长赵云飞。赵以前当过商震的马弁，政治上很反动，对王兴纲的政治面貌也很了解。
他与王兴纲搭讪几句就走开了，回到团部就打电话给担任涡河河防任务的三营营长庞馥廷，叫他立即派人去把王兴纲抓起来；押送团部。庞馥廷是王兴纲的军校同学，两人关系还不错，思想也倾向进步。这些情况，赵云飞并不知情。
庞馥廷放下电话，就去通知王兴纲赶快躲藏起来，当晚又用小船把他送过了涡河。事情办妥后，庞馥廷没忘给赵云飞回电话：“报告团长，没有发现王兴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