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
历史是我们的过去，也许是我们的现在，还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历史照进现实2100年前，霍光以汉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特指民间儒家知识分子）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结和辩论。这场辩论持续了5个月。执政者和贤良文学针锋相对，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这次会议的争辩内容事后编撰成书影响深远。
会议内容简单概述就是“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小民尊严？”。会议对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国家调控和民间经济管理；如何限制不法的官僚盘剥百姓；古代圣贤之法是否可行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多场辩论。
它给两千年后历代王朝都留下了几乎全部国家治理涉及的议题。
历时5个月的辩论，给后世留下来太多治国的经验
后世所有的国策转型都能从这场辩论找到影子。
因为贤良文学在会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后面只能诉诸道德控诉还进行了人身攻击，也被戏称为2000年前的公知。
天下苦秦久矣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问题和开疆拓土、建立稳固的中央集权。疯狂驱使汉帝国的国家机器，酷吏和官僚阶层也走上舞台。在酷吏的压榨下，汉帝国的豪强、农夫、商贾和诸侯都被扒了一层皮，实现了“共同贫穷”。
武帝在位的几十年将国力几乎耗尽
元朔二年间（前127年）
“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徙民边塞屯垦；之形成民屯与军垦相结合、民兵与边塞驻军相结合的屯田制度。
元狩三年 (前120年)
任用咸阳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商孔仅和桑弘羊，着手策划盐铁专卖，开始控制重要经济资源。
元狩四年 (前119年)
实行盐铁专卖，政府全面控制盐铁生产、经营。
元狩四年 (前119年)
颁布算缗告缗令，针对商人、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鼓励揭发财产隐匿。
元鼎二年（前115年）
试行“均输”政策，调剂各地物资。
元鼎四年 (前113年)
禁止郡国铸钱，推出中央集中统一铸造发行的五铢钱制度。
元封元年 (前110年)
全面推行与“均输”政策相配套的“平准”政策，以期更好地调节物资供求、平抑物价。
天汉三年 (前98年)
实行酒榷法，政府垄断酿酒行业上下游，私人不得售酒。
商贾、豪强、平民统统被割韭菜
这些“组合拳”无差别的打向社会所有阶层，武帝末年天下户口减半，民怨沸腾。作为托孤大臣的霍光觉得这样搞下去国家要完蛋。
他和桑弘羊等人对国家的路线形成了激烈分歧。他曾向桑弘羊提出，对一些政策措施进行调整，但遭到桑弘羊的反对。
霍光
武帝之后，霍光和桑弘羊关于国家接下来该走哪条路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于是霍光决定在庙堂上让底层知识分子（“贤良”与“文学”）出来抨击桑弘羊，主要是制造社会舆论。
公卿与布衣，本来无可能会聚到一起。更不用说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路线，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面对面地展开唇枪舌剑了。但是激烈的政治路线之争让这些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台前，不过第一次亮相的他们还是太稚嫩了。
霍光、桑弘羊这样的大佬“打架”才让儒生进入了朝堂
后面的辩论也说明就具体问题分析和给出解决办法来说，贤良文学毫无办法。这也是两千年来很多儒生的通病，后面的大儒王莽就搞出了大乱子，直接把一个王朝玩死了。
只有那些即心怀天下，又懂得具体行政的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才能为百姓开太平。只能动嘴皮子的儒生从汉武帝时就有，老百姓见得多了给了一个名字——“腐儒”。
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小民尊严？作为汉武帝实现帝王理想的工具人，胥吏阶层在武帝时期风光一时。
汉武帝任用的这些官吏，从能力上说确实高人一等。学到了法家的精髓，但同时学到了法家的糟粕。和他的法家先人韩非子、李斯一样视百姓如蝼蚁，把天下苍生当成工具和君王实现抱负的燃料。
“酷吏”是司马迁独创的名词，他专门给这群人编辑了《酷吏列传》。
武帝时期大量任用的酷吏让人民对国家和官员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
武帝时期各地设置了均输官，以低价收购当地物产，运往其他高价地的地区销售，大部分重要物产流通也被官营事业所垄断了。民间商人无钱可赚，但均输却又导致物价腾贵、物资紧缺，除了朝廷和均输官员本人，全社会无人从中得利。
这仅仅是政策的一角，盐铁、酒水当时民间能流通的物资被专营了个遍。汉武帝推行算缗令、告缗令，向商人征收财产税，而且鼓励民间互相告发，防止有人隐匿财产。
汉代发行五铢钱，统一国家的货币
各地的贤良们在这次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几乎是带着愤怒的情绪质问帝国最高的经济规划师桑弘羊，斥责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无视了底层百姓。
汉代制盐壁画，国家专营的核心，把控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但桑弘羊只问了三句话，就让贤良们哑口无言：不进行盐铁专卖，怎么搞钱，没有钱。
战争开支怎么办？
国家财政怎么办？
地方割据怎么办？
面对桑弘羊的三大质问，贤良们无从正面辩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从仁义道德等方面避重就轻地谴责。
虽然盐铁论的作者是偏向文学贤良的，但是桑弘羊的论点有理有据确实是对文学贤良的那一套的降维打击。
我们来看几段，双方就内政外交两个方面的辩论内容：
为了支持战争实行的盐铁专营
关于盐铁专营：
文学贤良：自古以来，圣人都是通过教化远方百姓使得他们仰慕华夏的文化，应该用文教和德化感化远方夷狄，不该用武力。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实施过程官吏强征贱买、垄断物价飞涨、让老百姓只能购买低质高价的产品，有些地方百姓甚至只能用木制农具耕种，这些政策必须被废除。
桑弘羊：盐铁官营是为解决征讨匈奴而提出的。匈奴这些夷狄毫无信用，屡屡犯边，武帝时期为了保护边境百姓，才修建了要塞，整备了军马。这样一来开销极大，所以才有了盐铁专营。如果废除就会导致边境军费不足。
均输、平准是了"平万物而便百姓”，实施过程中即使有奸邪小人滥用职权也应该先查办这些人，而不是否定这个政策。
汉代的农耕
关于劝农：
文学:农业是立国之本，农耕能使人心向教化，让国民保持淳朴的个性。商业贸易而来的国外物件价格昂贵又不实用。
桑弘羊:国家压根没有轻视农业，只是富国并非只有务农一条路。国家收回重要物资的管理，对内可以压制地方诸侯，对外能通过商贸获得物资，还能控制外夷的经济。
五铢钱
关于要不要统一铸钱：
文学:要放开民间铸钱，官府不要与民争利。
桑弘羊:放开铸钱那就有七国之乱这样的教训，国家不掌握货币，民间的小人就会不法之人通过铸钱牟利。
打击匈奴必须大量装备骑兵，并负担空前规模的后勤补给
为了收集资源确实需要管控关键的物资，比如铁器等，但胥吏上下勾结把老百姓逼得活不下去也是事实
其实双方关于国家的管制讨论直到今天依然有意义。到底是计划经济，将民间经济收归国有让国家强盛，还是市场经济，让利民间就能社会繁荣？
计划和市场，国有和私有或许根本就不是对立的。只是当时那个时代统治工具和技术水平没办法做到互补，才会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即使生产力大发展的今天，政府怎么做到既可引导产业发展又不会抑制民间商业热情都是很难平衡的。
除了这一点，其他各方面的讨论放到今天都能找到类似的场景。
桑弘羊对了吗？文学贤良真的百无一用？文学贤良愿望是好的，桑弘羊他们作为官僚在解决问题上是有自己一手的，他们和酷吏结合搞法家治国。所有政策他们只看结果。而中间阶层这些官吏们到底多少知法犯法，多少人没有起到平衡市场的作用反而扰乱市场呢？占全国的比例为多少？桑弘羊也不清楚。
武帝时期的铁器专营
有多少地区的专营店的铁具比不上农民手搓的石具、木具？这里没有大数据，没有细致的经济统计，长安的高层也只能估计。
只要每月送到首都的物资齐了，边关的军事物流不延误，那么下面怎么来，桑弘羊管不了，也估计不屑去管。
桑弘羊的政务模式是值得肯定的，能给国家搞来钱，能给出击匈奴，征南粤、征闽越提供物资。
但这个高压统治是有问题的，他解决不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全社会都和蝼蚁一样毫无尊严的被胥吏驱使。仅仅为了皇帝的宏图大梦吗？这个恐怕官员自己也不信。
官僚对上负责，但出的政策确实能集中资源办大事。
怎么建设这个社会，法家的做法可以搞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提不出社会建设蓝图，因为法家样式的最终就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结果导向。
儒生的观点虽然缺少实践性，过于空中楼阁，但是他们是有社会建设蓝图的（画饼），也给社会提供了泄压阀的。
后来的宣帝就说过“杂以霸王道”。
内儒外法，汉宣帝交给后代皇帝的治国框架
法家儒家都要用，要把人当人，不能一直用皮鞭抽着，合适的时候给点好处和盼头，国家才能走下去。皇帝需要在这两个极端里找平衡，没有法家的管理，则皇帝集权做不到，没有儒家的社会蓝图，就是短时间内高压政治最终爆炸。
双方的问题桑弘羊们总是以国家视角看问题，他的政策解决了国家问题，但往往忽视底层民众。具体事务上游刃有余，解决方式手段干脆，能给庞大的国家机器润滑。但在社会问题上解决上完全是烈火烹油。
贤良文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底层百姓的诉求。但他们没有理政经验导致泛泛而谈。就当时情况而言可能贤良文学的方向可能更正确一些，国家确实需要“减负”了。
文学贤良在具体事务上由于没有实践经历只能说空话，无法给出具体措施，确实和今天的网络公知很像。但在社会问题上眼光毒辣，能看到症结。
盐铁会议对于今天的意义前面看到双方的辩论“爆了一堆经典”。
庭论
站在上帝视角，特别是后事那些真正搞项目做工程的人角度来看还是支持桑弘羊，他可能有局限性，但起码有方案。
儒生的建议是真不靠谱，和现在意见大V一样。哀民生之多艰当然正义性拉满，但不知道怎么做，就一个劲以前好，现在差，或者西方好中国差，一个劲儿念经。完全体现了中国古代腐儒的通病：没有解决方案，只会反对和说教。
对百姓来说儒家靠不住，只有梦想没有路径，口号不能当饭吃。法家大夫同样靠不住，剥夺百姓却没有全用在公事，让官吏豪强壮大，做到最后全是鱼肉百姓的货色。
现在看文学贤良最大的作用就是舆论监督，但是滥用这种监督也会让国家的组织力涣散。搞什么都被骂，最后做事做不下去。怎么使用这些人真是千古难题。
文学贤良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树立道德，教化老百姓让民间的风气好起来。也就是老百姓要有信仰不能全变成蝇营狗苟贪小便宜的小市民。
盐铁会议结束后，朝廷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官营有所收缩，缓解了矛盾。但是霍光没有一棍子打死原来的政策，而是继续优化现行的专营政策，利用它给国家机器输送养料。
所以霍光的确是比桑弘羊更成熟的政治家。
千年后回望这次会议还是能总结出很多有用的动西。历史就是发光的太阳，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