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项”工业建设工程是指1950年到1955年期间，当时的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批工业项目。它起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串于“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时期。
苏联援建的项目是经过多次研究商谈并陆续确定下来的。由于“一五”计划公布晚于156项的计划，所以仍称“156项工程”。实施过程中，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工的有146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的任务。财政部于1951年2月开始试编五年计划，并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
在当时，竭尽全力开始进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争取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对新中国的成立，苏联开始还有疑虑，毛主席第一次到苏联访问，苏联报纸一开始称“毛泽东先生”，等到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后，才改称“毛泽东同志”。尤其是抗美援朝，他们看得很清楚，虽然苏联没有直接参与，但看到抗美援朝，我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最后把社会主义朝鲜保存了下来，中国党的国际主义是真的而不是假的。因此，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愿意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一批工业项目。
在决定去苏联谈判之前，代表团夜以继日地讨论设计项目，搞设计项目表，写设计项目说明，并推敲我们提出的重工业计划。要准备好总说明，包括总的情况估计、五年计划方针、五年计划概要。准备工作的总要求，是要搞好设计项目和设计清单，地质勘查资料和清单，专家与设备要求，技术资料等。
经过紧张的工作，代表团已做好了赴苏谈判的准备。1952年8月17日以周恩来总理任团长、陈云副总理和李富春同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任副团长，成员是张闻天同志（我国驻苏大使）和粟裕同志（当时任副总参谋长，代表军队方面）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代表团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第二天，团里要求大家一律不准外出，在旅馆认真准备材料。代表团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认真核对计划草案译文。接着，听取了1952年初派到莫斯科学习的丁丹等同志的汇报。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准备提交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讨论通过。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所以，为了使我国的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代表团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
8月20日，斯大林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21日，苏联报纸纷纷报道了周总理同斯大林会谈消息。周总理、陈云同志在苏联逗留了一段时间，同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发表了中苏双方谈判的公报。
由于代表团到莫斯科时，正赶上苏联全力准备召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代表团到达时，距苏共十九次党代会召开仅有40多天，苏共十九次党代会是10月5日召开的)，苏联方面顾不上研究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周总理、陈云、粟裕同志和一部分顾问、随员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富春同志和其他成员留下来继续做准备工作。
从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四个月，是代表团紧张准备谈判的四个月。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们提出的项目，所以代表团成员几乎把要谈的项目都背下来了。
1953年4月初，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在此之前，代表团同苏联方面也不断接触，就一些具体项目进行商谈，但是还处于零星、个别的项目谈判阶段。4月初，苏联各部门的负责人开始和代表团进行谈判。
关于钢铁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改造鞍钢之外，还必须新建两个大钢铁厂，一个是包钢，一个是武钢(当时叫华中钢铁公司)。对于包头钢铁厂的建设，苏联方面很有兴趣。他们认为，包头钢铁厂条件比较好，地理位置也好，背靠苏联。而对于华中钢铁公司的建设，则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武汉处于台湾飞机轰炸的范围之内，不安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空军的力量还比较弱。另外，认为武钢的矿山储量太小。
关于铝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恢复抚顺铝厂之外，计划再建两个铝厂，一个建在贵州，一个建在郑州。对于这两个项目，苏方也不赞成。他们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有两个铝厂就够了。铝生产多了，中国自己用不了，卖给谁？卖给我苏联，我也不要。在东欧已集中建立了一批铝厂，苏联已经够用了。他们认为中国有两个铝厂，年生产能力就能达到10万吨。他们还举例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铝产量最低时每年只有4万吨，可是还是制造了4万架飞机。
由于这样，所以许多项目都谈不拢，尤其是涉及到矿量的项目更是谈不拢。这样一来，有些项目谈得拢，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有些项目谈不拢，就迟迟达不成协议。代表团没有办法了，只好打电话把谈判情况报告中央，并请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宋应同志到莫斯科以后，专门找了苏联地质矿产部的负责人，把我国对矿山进行的最新勘探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他们表示同意和理解，认为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不能对中国同志要求得太严格，因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对矿量进行详细勘探的能力。苏联地质矿产部一表态，他们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就基本同意了我们提出的项目。
其他领域的谈判也是一样艰苦。沈鸿同志负责机械工业项目谈判。由于我们提出的这方面的项目较多，所以苏联方面抠得非常厉害。沈鸿同志是专家，他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国家计委委员。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几乎是天天为项目吵架。
苏联为我们设计和建设这些项目，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他们的计划委员会几次找我们谈话，说中国是大国，提的项目内容工作量大，接受这些项目就必须修改自己的计划，这和东欧的小国不一样。实际上，苏联方面接受了我们的项目，他们的计划必然要进行调整，要根据项目的进度供给我们设备，有些还要供给材料，派遣专家。接受我们这些项目，仅设计单位就增加了3万人。
到4月中旬，各方面的谈判都已进行的差不多了。代表团原来的计划设想是委托苏联帮助我们设计150个新项目，其中约有60项苏联没有接受。苏联方面不同意这些项目建设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缺乏技术资料，如矿藏勘探的；二是他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设计的，如变电所、小电站等项目；三是可以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四是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建设的；五是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建设的。当然，其中也有少数项目是由于苏联方面技术不过关而取消的。例如，原来我们提出要建一个合成橡胶厂，他们不赞成。后来我们了解到，苏联这方面的技术也不成熟。
这时候，富春同志派宋劭文同志回国向中央汇报。4月17日，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宋劭文同志的汇报。
宋劭文同志还向政治局汇报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对我国制定计划的建议。萨布罗夫很坦率地对我们说：“我们苏联的计划是留有余地的，计划指标总能让企业提前一年完成，至少能够提前一个季度完成。老实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还很薄弱，经验还比较缺乏，我们就是要鼓舞人的斗志，发挥人的积极性。假设我们订的计划指标太高，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最后不能完成这个五年计划，那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哭了。做计划的同志要估计到一些不可预见的困难，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完成计划留有余地。”
对于苏联提出我们的铁路计划太庞大的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认为，我们的铁路太少，尽可能还是要多修些。同时，赞同苏联国家计委提出的我国应在国外设立经济参赞处的建议。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等。
宋劲文同志从北京返回莫斯科以后，苏联方面已经答应我们提出要求设计的项目清单，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应削掉的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出口物资的清单。这样，中苏双方又正式会谈了三次。
终于在1953年5月15日晚，正式签定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在正式签定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我们去苏联谈判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91项。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这就是156项的由来。
5月24日下午，代表团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