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大一统初成。人心思安，社会秩序的重构与思想文化的塑造成为时代的核心命题。

于是各种“道伦”出现了。

那么这种体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道家并非只有“老庄”一派。比其晚出,声势更大的“黄老之学”在兴起之后不仅作用于初起的战国时代,更成为汉初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学“黄老”者众,甚至它还一度成为西汉道家的代名词。

《史记·陈丞相世家》载汉初名臣陈平之言道:“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

在同篇中,太史公又云:“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由于文中的“道家”与“黄帝、老子之术”为互文,有学者指出:“可见陈平所说的道家就是黄老。”

细绎文辞,可以发现,这一在阴阳、儒、墨、名、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道家”,与作为“早期之道家”的“老庄"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较之前者以“玄思”、置身物外为特点,它更注重功用及实际的功效,以“应物变化,立俗施事”作为取向和目标。由此,它吸纳了战国各派的优长,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称其为“新道家”。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战国至秦汉以来,“黄老”会得以兴盛呢?

在笔者看来,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道论”的发展。从战国到汉初,正是伴随着“道论"的兴起,作为学派的道家才真正得以产生,并在汉初超越诸家,引领了一代思想风尚。但是,“道论”并非凭空而降,它的兴起与发展,也受着时势的推动。其中,很重要的历史推动力就在于,在战国至秦汉时期,产生了寻“道”的政治要求,政治的媲变带动了道家,尤其是“黄老”派之兴。

探研“道论”的产生及相关问题,需要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历史背景谈起春秋战国--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它承接着西周“礼乐崩坏”的乱象而来,向着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而去。

在这一时期,历史的变化,表现在政治层面的，是由分裂到统一。落实至思想层面上,就外在而言,是政治权力的失坠;就内在核心来看,则是“周道”,或其所传承的“王道”被否弃。

据此而论,在东周以降的衰微表征中,“周室威”为表层问题,更深层次的后果则是“王道坏、盛德衰”。那么,随着旧的“周道"渐渐远去,一个重要的时代之问就此展现出来,那就是:新的“道”,或者说“新王之道"在哪里呢?这成为当时政治界和思想界关注的核心问题。

由这一问题出发,可以发现,在由东周至秦汉社会的迈进中,隐然存在着一条寻“道”之路。它表现在“百家争鸣”之中则是为了顺应这一政治要求,各家皆言“道”,并希望以已之“道"来统摄或压倒其他学派的理论,为未来社会找到一条崭新的路。

由此,在战国至秦汉时代,“道论”成为知识界的理论焦点。进一步言之““道”及与之相关的“道德"观念,作为“母题”,成为诸子百家的共有内容及终极追求,而并非如后世一般性的认知,理所当然地以为它是专属道家之论。

有鉴于此,张舜微作《周秦道论发微》,指出诸子所论之“道”,皆紧密联系着政治,这一致思路径,在周秦到西汉时代的学者中一以贯之。

即“周秦学者言主术同宗'道德’”“西汉诸儒皆深识'道德’'之要”。要之,在这一大时代中,“道论"是紧密联系政。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道论”虽百家论之,然自老子以来,“道家"在这方面的论述最为深入且全面,“道”及其论述几乎成为它们的思想招牌。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论道:“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由此,李零说，老子》是“道论之雄”。

也由此,张舜徽一方面指出百家皆言“道”,但另一方面又说:“'道论’二字,可说是'道家理论’的简称。"

也就是说,“道论”虽百家论之,但是道家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从它被称为“道家"或“道德家”这一事实,也可以反映出此种倾向与特征。

“寻道”之路与道家及“道论”问题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做综合考察,实为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为,正是在“道论"意识的推动下加之历史的各种机缘变换,至汉初时,它们遂成为合力,直接推动了道家“黄老派”的兴盛。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后面将分两个阶段来加以阐述,一是由战国人秦二是由秦人汉。在这两个阶段中,随着“道论”的起伏变化,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集聚了势能,准备了条件;后一阶段则作为前一阶段的归宿所在,拉动了“道论"的前行趋势。在这种历史波涛的翻卷起伏中,随着政治的变,“黄老”应时而动,成为汉初的思想主潮。

按照历史的演进次序,我们先看由战国人秦时“道论”的变化及其历史影响。

战国至秦这一历史时期,在“道论”发展中,除了“道”的寻觅,还有着另一面-“术”的追求,二者之间的分裂及作用力,在战国时代主要呈现着对立的状态。至秦统·前后,它们又分而合之,产生了秦法家型的“道论”,为后来的“汉道”追求提供了反面的范例。

以这样的问题意识来关注战国至秦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发现,以学术的眼光来看“道论”中的“道”,作为理论化或者说形而上的阐说,在政治实践中要加以落实需要一定的具体举措加以承载,“术”由此大盛。

“道”与“术”二者相较而言,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围绕较为理论化的理念而加以展开,后者则主要是以技术性的问题而见长,它们往往易于操作,较为实用,功利性强,二者可合称为“道术”。

从特定意义上来看,周秦以来的诸子之争,正在于“道术”的不同。

《庄子·天下》在讨论百家之学时,有“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著名论断。按照这一说法,“道术"原本来自圣王所传的“王道”,“周道”为最后的代表。

那时,“道”与“术”是统一的,“术”为“道”所统摄,所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但是,发展到东周,尤其是战国以后则呈现出如下的状态:“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由此而论,“百家”是在统一的“道术”分裂后,“各持一端”而发展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分裂的趋势中,不仅出现了儒、墨、道、法的“各持一端”,更有着“道”与“术"的裂痕。这种裂痕,与迎合统治阶层的要求,即所谓“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关系极大。《孟子·膝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东周以来的一个趋势是崇尚武力的诸侯掌握了话语权,在“周道”失坠后,他们对于当年的“王道”中“道”的层面越来越没有了兴趣。所关心的主要在于“术”,即所谓的“富国强兵”,或“强国之术”,这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主潮。也就是说,在政治实践中,“道”这种形而上的内容已难以真正打动侯王之心。

由此,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因“传道”的鲜明性而受到了排斥。《论语·里仁》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八佾》篇则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要之,儒家以接续圣王所传的“周道"传统而自任。

也由此,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即便是战国大孟子,虽然能得到统治者的礼遇,但理论主张并不被采纳。

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这样的评述:“道既通,游事齐宜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固然也有“术”,如著名的“仁政”,但是一则他学成之后,是“道既通”,“道”的色彩更为浓厚,二则功利性很是不足,故而被视为“迂阔”,最终被统治者放弃。

翻检《孟子》可以看到,书的开篇就是梁惠王对孟子的发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统治者所看重的,不是什么高深之“道”,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可施行的利益成果,也即所谓的“术”

这种“术”,与儒家所承接的圣王传统,即以“周道”为基础发展而出的“儒家之道的确有些不相容。要言之,统治者的“寻道”之路与儒家的“寻道”之路难以合辙。侯王们所要求的“术”,一则要立竿见影,立见成效,二则要立足于当下,立足于现实,与过去做分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传统决裂且有着“术”优势的法家日渐得势。论及法家,不可不言秦。秦国正是以法家政策实现了富国强兵,并最终实现统一。众所周知,秦采纳法家理论的起点在于商鞅变法。

据《史记·商君列传》,商初人秦时,首先进呈给秦孝公的是三代以来的“帝王之道”,不料想遭到了冷遇。这种“道”虽然高大上,但是秦孝公期盼的是立刻变现的当下图景。他说:“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于是乎,商改变策略,“以强国之术说君”,不仅使得“君大说之”,而且“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此后,法家思想成为秦治国理政的底色。在统一前后,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更是占据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