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为了找寻外婆贺子珍在苏联近10年的生活踪迹，孔继宁跟随中央摄制组一起，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莫斯科。

在俄罗斯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里，孔继宁在一本编号为“495－225－g71”的卷宗里，发现了一份长达33页的档案材料，在此之前的60多年时间里，这份材料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无人问津，甚至无人翻阅。

直到孔继宁和摄制组的到来，贺子珍在苏联不为人知的点滴才一一呈现在世人眼前，大家这才明白为什么贺子珍会对这段岁月讳莫如深，甚至认为它“比长征还要苦”……

孔继宁在俄罗斯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

1937年冬，时年28岁的贺子珍乘坐飞机抵达苏联，开启了她长达10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关于贺子珍执意离开延安到苏联的原因，根据贺子珍的外孙女孔冬梅所述，主要有三个方面：

孔冬梅

第一：治病。

1935年4月23日，贺子珍在长征途中，为了掩护伤员，不幸被国民党飞机投下的炸弹击中，她当即昏迷不醒、命悬一线。

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贺子珍保住了性命，但碍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还是有17块弹片留在了她的体内，这些弹片与骨肉连在一起，时时刻刻折磨着贺子珍原本就瘦弱的身体。

原本贺子珍打算去上海治病的。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延安，准备从西安飞往上海，没想到在西安逗留期间，遇到了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她告诉贺子珍当时“淞沪会战”打得正激烈，上海局势很紧张，这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听闻消息后，贺子珍才彻底打消了去上海的念头。

正在贺子珍进退两难之际，刘英等一众伤员被党组织安排去苏联看病，贺子珍便决定和他们一起到苏联去。

1937年贺子珍在国内的最后留影

第二：学习。

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和大学生像潮水一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一直负责照顾毛主席生活起居和秘书工作的贺子珍，在与他们接触后，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理论水平的不足，她迫切希望通过学习来弥补自己与毛主席之间的思想差距，实现自己的价值。

为此，贺子珍与毛主席之间还发生过几次争吵，见贺子珍生气，毛主席还开导道：“我们俩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贺子珍与毛主席的合影

第三：休息。

作为走完长征为数不多的女战士之一，贺子珍在长征途中不仅要和其他人一样遭受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狂轰乱炸，还要经历怀孕、生育的双重痛苦，更令她难过的是，她先后生下了六个孩子，最后留在她身边的只有李敏一个，其他的要么生下来送人、要么就是夭折了，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绝大的打击。

因此，长征结束后，经历了巨大身心折磨的贺子珍，不管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极度疲惫。

再加上与美国记者史沫莱特发生了冲突，再次怀有身孕的贺子珍毅然决定前往苏联休息。

为了挽留贺子珍，毛主席好言相劝，曾三番两次派人传口信，希望她能留在延安学习和休养，然而，贺子珍主意已定，她留下一块诀别的手帕，就踏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这一别，不仅成为了两人生活中的一道永远的裂痕，还为贺子珍留下了一个永恒的遗憾。

贺子珍与毛主席的合影

贺子珍到达苏联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柳克斯宾馆，这里曾是共产国际的接待公寓，环境、条件与陕北的窑洞相比，简直就像来到了天堂一般。

我们可以想象，初到苏联的贺子珍对未来一定是满怀憧憬的。

为了保密起见，贺子珍化名“文云”，对外隐瞒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一面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面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然而，遗憾的是，苏联医生在经过认真检查后，告诉贺子珍，她身体内的弹片由于太深，已被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包裹，实在无法取出。

贺子珍只能常年饱受这些弹片的折磨，而由于病痛，导致她在学校的学习时间也并不长。

1938年4月6日，也就是到苏联的第4个月，贺子珍生下了她和毛主席的第六个孩子，这是一个男孩，贺子珍入乡随俗，为他起了一个“廖瓦”的俄文名字。

据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这个男孩长得很漂亮，白白净净的，贺子珍特意给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廖瓦：“我生了一个孩子，长得很像你……。”

贺子珍在苏联，这是一段难得平静的时光

为了不耽误学习，贺子珍只能把孩子放在托儿所，课余时间去喂奶，晚上把孩子带回宿舍。

但贺子珍严重低估了由此带来的困难，她身体本身就不好，再加上分娩后没有人帮助，白天上学，晚上还要照顾小孩，日夜操劳让贺子珍的精力越发透支了。

如果只是体力上的辛苦倒还罢了，1938年冬季，刚刚6个月大的廖瓦，因感冒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感染了肺炎，最终不幸夭折，这是贺子珍第五次痛失爱子。

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贺子珍一下子消沉了下去，她常常坐在学校的长凳上，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还拿着廖瓦的照片，在宿舍里整宿的哭。

1939年春，贺子珍在一次学习中突然晕倒，医生诊断她是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在医院治疗期间，她的情绪更加不稳定，经常失眠和头痛。

更雪上加霜的是，在一次读报时，贺子珍意外得知了毛主席再婚的消息，她虽然表面上极力保持着镇定，然而，内心早已翻江倒海，她上课经常走神，失眠和头痛的毛病也愈发严重了。

得知毛主席再婚的消息，一向节俭的贺子珍罕见地烫了发和换了裙子

然而，贺子珍在苏联遭受的苦难还远没有结束。

1940年年末，在得知了贺子珍的情况后，毛主席决定将4岁的娇娇（李敏）送到苏联，这一决定不仅是为了娇娇的健康成长，也是为了贺子珍的精神慰藉。

娇娇的到来给贺子珍确实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女儿的笑声比任何药物都有效，随着时间的流逝，贺子珍的健康状况也在逐渐好转，她的情绪变得开朗起来，笑声也多了起来。

然而，这短暂的幸福随着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苏联的局势和物资顿时紧张起来，共产国际的接待和管理人员也被紧急疏散到各地。

贺子珍和娇娇、毛岸青等人，被转移到莫斯科郊外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是专为抚养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们的遗孤而设立的。

原本来苏联学习、治病的贺子珍，也失去了生活补贴，为了生活下去，她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在儿童院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像缝纫、帮厨、补衣服等等。

除此之外，贺子珍还被安排了一些支援前线的“定额工作”——一个月要织出九双袜子和一件毛衣，为了完成任务，贺子珍夜以继日，夜里很晚的时候还坐在被窝里不停地织……

尽管工作不断，可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却少得可怜，李敏后来回忆说：“到伊万诺沃以后生活就比较困难了，就是光吃土豆，面包要留给哥哥他们吃。我记得夏天时候，妈妈炒黄豆，黄豆都在锅里蹦，蹦出来以后我就在地上捡黄豆吃……。”

为了换取食物，贺子珍不得不卖了手表、自来水笔和衣服，眼看手里再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不得已给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小张”写了第一封求救信，希望他能从中斡旋，给换到别的地方工作。

贺子珍的求救信

“我们不懂俄文，工作困难，加之身体不好，时常多病，尤其我身上还有四个弹片不能取出……影响到神经不好，时常头痛、背痛腰痛，睡眠很不好……我们吃饭成了大问题，不然，他们把我们赶回莫斯科又奈何呢！”

一字一句，无一不透漏出贺子珍当时的彷徨和无助。

然而，还没等到眼下的境遇改善，贺子珍又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打击。

194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6岁的娇娇由于缺衣少食，患上了和廖瓦一样的肺炎，情况一度非常危急。

已经失去了5个孩子的贺子珍，心急如焚，她不顾一切给共产国际的“小张”又写了第二封求救信。

贺子珍的求助信

“几乎小小的生命没有了。因为这里去年冬天完全没有生火，女孩子身体很弱，受不起这样剧烈的寒冷……这样完全不省人事经过九天，完全自己不会吃饭，从肛门灌输滋养料……眼前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炉子，也没有电炉，房子冷得不行，小孩要烧点茶、温点水都没有……”

和第一次一样，贺子珍的第二封求救信，依旧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贺子珍求救的对象“小张”，名叫曾秀夫，在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的眼中，这是一个仗势欺人、极度傲慢的人，对不如他的人，他经常歧视、谩骂、诬陷，对比他势大的人，他费尽心思讨好，这样一个人，又怎么会伸出援手，救助落难的贺子珍呢？

眼见求助无望，娇娇的病情又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一天，院方甚至将娇娇推进了隔离室，任由她自生自灭！

为了支援苏联的战争，贺子珍可以忍受吃不饱、穿不暖，也可以忍受无休止的工作，但她绝对不能忍受再失去女儿！

不顾院方的反对，贺子珍执意抱回奄奄一息的娇娇，当时屋里滴水成冰，又没有足够的食物，要从死神手里将娇娇抢回来，谈何容易？！

但贺子珍凭着伟大的母爱，甘愿冒着被惩罚的风险，用木材取暖，又省下仅有的食物一点一点喂给娇娇，就这样，在贺子珍的精心照顾下，娇娇竟奇迹般的康复了。

就在这时，院方突然来人要带走娇娇，贺子珍当然不同意：“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能现在就回去呢？”

保育院的院长玛尕洛夫本就对中国人有偏见，再加上贺子珍为了救娇娇，违反院方规定在先，他理直气壮地指责起贺子珍来，说着说着竟骂贺子珍是“故意偷懒”。

贺子珍是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女战士，怎能平白无故遭受这样的侮辱？贺子珍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

语言不通再加上情绪急躁，她和玛尕洛夫发生了争执，没想到，第二天，觉得受到冒犯的玛尕洛夫就诬陷贺子珍患有精神病，不由分说把她关进了伊万诺沃市郊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在医院里，贺子珍受尽了折磨，她不仅被强行剃光了头发，每天还被注射大量的镇静剂。

为了自保，贺子珍也曾强烈反抗过，然而，她发现，她的反抗越激烈，医生们就越认为她脑子不正常，给她注射的药物剂量也越大。无奈之下，贺子珍只能配合医生的“治疗”。

令人无比心酸的是，孔继宁查遍了有关贺子珍的全部档案，并没有找到有关贺子珍患精神病的诊断证明！

可以想见，远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当时有多绝望！

1946年初，贺子珍向一位态度温和的女护士要了一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信封，在精神病院给共产国际发出了第三封求助信。

可她不知道的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43年6月，苏联就宣布解散了共产国际，贺子珍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贺子珍与娇娇在苏联

直到这年夏天，王稼祥夫妇因病前往苏联治疗，才经多方打听，从联络员尼古耐夫口中，得知了贺子珍的遭遇。

王稼祥得知贺子珍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和愤怒，决定立即展开营救行动。

王稼祥首先向苏联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将贺子珍接到莫斯科进一步诊疗。苏联方面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称上级有要求，贺子珍目前还不能去莫斯科。

王稼祥没有放弃，他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提供合理的解释，并提出让他的妻子朱仲丽（上海东南医学院的医学硕士）亲自检查贺子珍的病情。

经过多次交涉，苏联方面最终同意让王稼祥和朱仲丽前往伊万诺夫市精神病院看望贺子珍。

当他们见到贺子珍时，她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头，戴着帽子遮住剃光的头发，话语表达也有些迟钝。

朱仲丽对贺子珍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她根本没有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只是因为情绪上的苦闷和苏联方面的迫害，导致了忧郁症。

王稼祥拿着朱仲丽的检查报告，再次向苏联方面正式提出，要将贺子珍留在莫斯科，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再决定她的去留问题。苏联方面没有继续关押贺子珍的理由，只好同意。

贺子珍在莫斯科的几天里，情绪逐渐变得开朗，语言和思维也变得流畅。经过几天的观察，苏方才下定结论：“贺子珍精神正常，不用再回到精神病院了。”

王稼祥见此情景，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文，把贺子珍目前的情况以及她要求回国的意见，详细汇报给了毛主席。

在得到毛主席“完全同意”的复电后，1947年春，王稼祥终于带着贺子珍、娇娇、毛岸青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贺子珍与娇娇拍了一张照片，贺子珍特意在自己的短发上又画上了一圈卷发

贺子珍在苏联的10年，经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磨难，更是心灵上的煎熬。

所以，提起这段岁月，她连回忆都不愿意，只说那段岁月“比长征还要苦”……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如果贺子珍没有负气去苏联，那她的人生，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