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之，山东莒南县人，1918年出生，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
王任之这么早就参加革命，与他就读的学校有很大关系。他小学阶段是在板泉完小读的。
板泉完小，即临沂县第十完全小学。1932年暑假以后，学校里新到了一位语文教员叫刘钝之（刘谐和）。他给王任之所在毕业班教国语课并当班级主任。刘钝之当时32岁，看上去精明强干。
一开始，学生们就感觉到这位老师与众不同。他讲课的时候，很少按照课本讲，多是选一些带有进步性的文章给学生讲解，并且接触社会现实。他的作文题则出“被压迫下的农民”“谈内战”“黎明前的黑暗”“我的小史”等。他教歌则教“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进行曲”等。
王任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少年先锋队歌》，歌词是：“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住脚步，高举抗日（原为“鲜红”）的旗帜，王任之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刘老师很喜欢和同学们攀谈，学生生活中的一切他都喜欢听。他推荐一些进步书籍让学生读，如《郭沫若文集》《蒋光慈文集》《母亲》《黑手》《牛》等。他用猜谜语的办法，向学生介绍我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如“慢慢走”打一人名，意指徐向前。
他经常组织学生召开讲演会，让学生自己讲故事，谈感想。星期天他还走出校门，到乡村中的学生家里去访问。
刘老师的教学活动就像是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学生的心灵。大家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各种社会问题，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王任之的家境比较贫寒，父兄常受本村富户的压迫。他十岁时，随父逃难至东北，乞食数月，饱尝了旧社会的酸辛，亲眼目睹了旅居大连的同胞受日本人欺凌的情形。他恨日本鬼子，恨地主，憎恨不公平的旧社会，并常有杀富济贫之念，这样就使他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刘老师到校后，对王任之比较器重。王任之也常常主动接近他，听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刘老师也经常找他个别谈话。
有一次，在一个黑暗的教室里，刘老师和王任之讲到苏联，又谈到中国的黑暗腐化，然后问他：你感觉怎样才能救中国？王任之思索了一会说：“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刘老师说：“你说得对。中国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可恨国民党政府不允许这样做，许多的青年因此被逮捕，被残杀。但是，革命是杀不绝的。记住，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
最后，他严肃地嘱咐王任之：“今晚上的谈话对任何人不要讲，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要讲。”王任之满口应承。
在同班同学中，王任之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即薛汉鼎、李文学（李伴农）、夏锡龄（夏林）。四人朝夕相处。晚上。大家都住李文学家中。
一天晚上晚自习，刘老师给大家读报。当读到万宝山惨案日本人残杀东北同胞，许多学生进行反日示威而遭日本人活埋的消息时，同学们愤慨万分，纷纷嚷道：“国民政府不管东北了吗？”刘老师镇静而含愤地说：“只忙剿共，谁管抗日！”
大家无心自习，七言八语地议论着。在回去的路上，王任之等四人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谩骂国民党。夏锡龄突然放低了声音说：“不行，咱干共产党。”薛、李二人马上表示赞成：“参加共产党，干！”
回到刘文学家后，大家根据刘老师平时的言行，估计他可能是共产党。当时，学校里也有这传言。王任之对薛、李、夏说：“只要你三人坚决，不怕死，我负责和刘老师说，我们一同参加共产党。”四人密商了半夜，决定由王任之先找刘老师提出入党的要求。
第二天是星期六，到了晚间，王任之和李文学来到刘老师屋里。不巧，校长和几个教员都在那里。两人只好到教室里等着，左等右等，时间很晚，刘老师已睡觉了，两人只好在校门房里打个一个地铺和衣而卧的过了一夜。
因为几次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王任之就把他想找刘老师谈的话写到日记里。当时，学生要每天都写日记并且要叫老师审阅。刘老师看过之后，就把王任之写的几篇日记全部抹掉，并约定一天的中午，大家回家吃饭时，在教室里和他谈话。王任之很高兴，就约李文学作伴。可见面后，刘老师又改变了主意，叫王任之晚饭后一个人去找他。
晚上，王任之匆匆吃了晚饭，就去找刘老师。两人来到村外，边走边谈。对面没人就谈共产党的问题，对面来人就改变话题。王任之向刘老师要求坚决参加共产党，刘老师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绝对保守秘密，第二不怕牺性，第三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叛党。
王任之坚定地表示：“我完全能做到。”刘老师说：“我就介绍你参加共产党，但不要告诉薛、李、夏，更不能说我是共产党员。”这是王任之一生最高兴最难忘的一次谈话。
三个好朋友都希望王任之带回他们高兴的好消息，可是一王任之却说：“我们的志愿，向刘老师谈了，我被刘老师责备了一顿，他说他不是共产党，我们怎么办？”王任之说完以后，观察他们的表情。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坚决地说：“不管刘老师是不是共产党，横竖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不行咱以后去江西找共产党……”
王任之又把谈话的情况如实地向刘老师作了汇报。
此后不久，在冬季的一个晚上，刘老师秘密通知王任之、薛汉鼎、李文学、夏锡龄四人到板泉西门外松林里谈话。
谈话的时间很长，刘老师讲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以及怎样做一个党员，如何保守党的机密等。四个学生围着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恨不得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吞到肚子里，早已忘记了冬天的寒冷。
当晚成立了党支部，刘钝之指定王任之（王任之原名王福三）为支部书记，薛汉鼎负责交通联络。这一天是1932年12月17日。
刘钝之在板泉完小的活动引起了一部分教员的嫉妒、不满和怀疑，在背后议论纷纷，称刘为“老共”。教员葛某家是板泉镇，有钱有势，是个地头蛇。他拉拢了部分教员和学生对刘老师进行限制、排挤和打击。
对此，刘钝之有所警惕，不论同党员谈话还是召开会议，都采取非常隐蔽的办法，不让对手抓着什么把柄。支部成立之后，发展了高立明入党，接着又发展了何子明、王锡春等人入党。
学校放寒假前夕，刘钝之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离开板泉。临走，王任之、高立明、何子明等帮着刘老师拿着行李，一直送了他六里多路。路上，他反复叮咛三人，怎样掩护自己，如何秘密活动，还问及他每个人将来的打算，是务农、升学，还是经商、教书。
最后，他嘱咐了几句话， 第一要绝对保守秘密，要慎重地在青年学生、农民中发展党员，你们的关系会派人来接。第二你们还年轻，要继续升学，在学校里读一些进步小说……
在大薛庄村后，三人依依不舍地和刘老师分手，感觉象失掉了母亲一样。
1933年春，王任之考入临沂五中，刘钝之在榜上看到他的名字，就派人告诉王任之到临沂第一小学去找他。两人在一个黑暗的教室思见了面。因为教室外面有来往行人，谈话不方便，刘钝之叫王任之第二天早晨再来找他，来时敲几下窗户就可以了。
第二天早晨，王任之和刘钝之边走边闲谈，穿街越巷，出了临沂城东门，来到一个极僻静的坟地里。刘钝之详细询问了板泉完小支部的情形。
王任之告诉他：他走后，支部又发展了几个同志，一个是薛连琛，一个是薛从存，他们不断开会，大家情绪很高。王任之来临沂后，支部由薛汉鼎、刘文学负责等等。
刘钝之听了后决定派交通员到板泉支部联系，并规定了联络暗语。他让王任之把暗语告诉薛汉鼎。暗语是：交通问：“你贵姓？”对方答：“姓薛。”薛反问交通：“你贵姓？”交通答：“姓白。”涵意是：雪是白的，证明是自己的同志，即可接党的关系。
王任之赶紧给薛汉鼎、薛连琛二人发了一封信，约定于某星期日在相公庄西门外碰面。至时，王任之把接头暗语告诉了薛汉鼎等二人。
1933年上半年，上级曾两次派交通员到板泉小学党支部联系，第二次还带去了一些标语、传单，有《告鲁南同胞书》和“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等标语。支部连夜翻印，散发，在当地引起较大影响。
1933年7月，苍山暴动失败后，板泉小学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几年时间里，板泉小学党支部仍然坚持地下活动。由党员们集资购买了一大批进步书籍，提高觉悟，交流思想。
党支部分散在临沂各学校读书的党员，常利用星期日以同乡的名义聚会，过组织生活，每逢寒暑假便回乡开展各种活动。大家坚持个别不断地发展组织，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板泉支部的党员发展到33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党支部几次商谈，接下来怎么办。有的主张到陕北找党，有的提出在家乡抗日，寻找党的关系。之后，王任之和高立明、薛汉鼎、夏林、杨家祥等几个党员辗转奔赴陕北，都于1938年先后在“抗大”、“陕公”重新入党。1940年至1946年，党又先后调王任之、高立明、薛汉鼎回山东滨海区工作。
板泉小学党支部由李文学、刘廷栋、何子明、王汉候等同志负责继续坚持活动。1938年10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四支队二营路过板泉，李伴农向该营营长谢辉陈述了板泉支部建立和活动情况，要求和上级党取得联系。谢辉把这些情况转告了鲁东南特委。1939年春，莒赣临工委组织部长曹明楼根据鲁东南特委指示，到板泉宣布以板泉支部为基础建立中共临沂县第五区委员会，李伴农任书记。
刘钝之当年在板泉小学培植的这些幼苗，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成材。这一批人绝大多数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有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新生而献出生命，有的备受折磨而至死不屈，幸存者分布于祖国各地，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发展大业而辛勤工作着。
补充：
刘谐和，1900生，原名刘鸿敏，曾用名刘钝之，字树屏，山东郯城县马头镇人，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帮助建立了费县党小组和费县师范讲习所党支部。同年夏到临沂县板泉崖小学任教，建立了中共板泉崖支部。9月任中共临郯县委委员、副书记。1933年7月参加苍山暴动，10月帮助建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
1934年11月辗转到达武汉第四十八师留守处，后任第二八四团文书。1935年考入第十军军医训练班，毕业后到第二八八团任司药。1938年赴延安，后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1939年3月任抗大一大队医生。1941年任抗大六分校休养所副所长、所长。1946年4月起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政科科员，军区和平医院三分院、二分院副政治教导员。1949年6月后任察哈尔军区后方医院五分院政治教导员、南下团组织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教务长、部员、宣传科副科长兼理论指导员。1953年4月任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编辑。1956年4月任北京市手工业联社干训班副主任，北京市手工业合作总社干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