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这位曾被誉为加拿大政坛明星的总理，终于在执政九年后宣布辞职。

这一突变的背后是加拿大内部矛盾的叠加，但毫无疑问的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失败沟通无疑加速了他的辞职进程。

特鲁多辞职的原因，首先是其领导的加拿大自由党内部矛盾日益加剧。

自2023年以来，自由党民众支持率持续下降，2024年底，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报告该党投票意向仅为16%。

背后的原因是近年来加拿大经济增长乏力，GDP增速放缓。新冠疫情后期的复苏进程缓慢，加之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拿大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2024年7月，加拿大总体失业率为6.4%，比两年前的最低纪录高出1.5个百分点，新移民的失业率从2023年7月的9.5%上升到2024年7月的12.6%，青年失业率上升到了14.2%，就业市场面临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对于新移民和青年群体而言。

特别是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了民生。住房危机愈发严重，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尤其在温哥华、多伦多等主要城市表现尤为突出。

尽管特鲁多政府曾推出住房补贴和租金控制等措施，但实际成效有限，未能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压力。

因此在2024年10月有消息称，部分自由党议员签署信件要求特鲁多辞职，后续多个地区的自由党党团也达成了特鲁多需下台的共识

尤其是2024年12月，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因与特鲁多在经济和关税政策上的分歧辞职，并在辞职信中暗指特鲁多政府的减税和派钱计划是“代价高昂的政治花招”。

这里的减税与派钱计划，指的是特鲁多取消圣诞消费税和发放现金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被自由党内部分反对者与新民主党认为是“代价高昂的政治噱头”，而不是真正有利于加拿大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副总理辞职这一事件对自由党的执政形象造成重大打击，削弱了党内外对特鲁多领导力的信心。

而作为自由党在议会中的重要盟友，加拿大新民主党也表示将不再支持自由党少数派政府，并计划最早于今年1月初进行不信任投票。反对党保守党领袖波利埃夫尔也对特鲁多进行批评

作为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美国的政策变化对加拿大的影响尤为深远。

特鲁多政府在处理与特朗普的关系时，既未能达成有效的关税解决方案，也未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硬立场。外交失策进一步削弱了特鲁多的执政基础，成为其支持率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施加关税压力，尤其是在钢铝产品领域，直接影响了加拿大经济和相关行业的发展。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特鲁多政府未能有效回应，这不仅让经济受到冲击，也加剧了国内对其政策的不满。

副总理弗里兰辞职时，明确批评特鲁多在应对关税问题上的软弱，暗指其决策屈从于特朗普的意愿。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指控，在2024年11月，特鲁多前往海湖庄园会见特朗普，却被后者嘲讽为“加拿大州州长”。

特鲁多仅以尬笑回应的态度被广泛解读为软弱无能。这一事件在加拿大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响，不少民众认为特鲁多未能捍卫国家尊严，加剧了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由此，特鲁多在与特朗普的沟通中表现不佳，为反对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攻击点。

保守党领袖波利埃夫尔迅速将此事件上升为自由党整体执政不力的象征，结合经济问题对特鲁多政府发起猛烈批评。

这种压力直接影响了自由党内部的团结，多数议员转而支持更换领导层，以挽回公众支持。

特鲁多的辞职不仅标志着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也预示着加拿大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将迎来重大变革。

特鲁多辞职后，自由党将迎来一场新领袖的选举。这不仅可能改变党内权力格局，也可能激化党内派系竞争，前财长弗里兰、现任财长勒布朗、前住房部长肖恩・弗雷泽、外交部长梅拉妮・若利等可能成为候选人。

在反对党看来，自由党的领导更替是削弱其竞争力的良机。保守党在民调中一直领先自由党，特鲁多辞职后，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的机会进一步增大。

如果保守党上台，可能会推行与自由党不同的政策，如在经济上更注重市场机制和减税，在移民政策上可能会更加严格地控制边境和筛选移民，在能源政策上可能会更加支持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对于加拿大来说，与美国的贸易政策可能会被重新审视。

对于加拿大而言，重中之重仍然是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预计将在贸易、移民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重新谈判和协商，以缓解双方的矛盾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