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伦，山东肥城人，1931年生，1948年4月入伍，1949年南下浙江杭州。

1949年2月，王同伦响应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令，随着解放军大部队从山东步行来到建德。其时，他只有18岁，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站岗放哨，给领导当警卫员和通信员。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建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也刚刚建立，王同伦在建德担任县委领导的警卫。当时建德县虽然大部分地区已解放，但是，还有一部分躲藏在山区的土匪没有被消灭，乡政府经常遭受匪徒的袭击，给新的政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生命时刻受到威胁。

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有老百姓报告说：躲藏在马目附近山上的土匪要到南峰乡袭击政府。接到报案后，城关区区委书记陈雪凡当即下令，阻止包括王同伦在内的三〇七团的50多名干部战士，兵分二路包围马目的山头。

紧张搜索后，没有发现土匪，陈雪凡命令大家撤退。同志们都下山了，王同伦由于身背两支枪，肚子又饿，渐渐地就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实在走不动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

队伍已走得很远。这时，陈雪凡发现了王同伦不在队伍里，就回过头来叫王同伦：“同伦，快跟上!”王同伦说：“没有关系。”但陈雪凡没有丢下王同伦，而是一定要等他一同下山。

下午2时左右，队伍来到一个叫茶园村的小村庄里，再次围剿土匪。大家就住在这个村庄的老百姓家里。第二天的早晨，有三个土匪到村庄里向我部队投降。

通过审查，大家才得知，马目一共还有三十多个土匪、二十多支枪。我部队搜索时，土匪都躲藏起来了，等到搜索结束后才往大洋方向逃窜，留下他们三人在山上过了一夜。直到这时，区委书记陈雪凡的紧张神情才有所放松。由此可见，当时在建德山区土匪的活动是很频繁的，我南下干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还有一次。吃过中饭后，王同伦跟随区委副书记邵学英去庵口顾家村催粮。因只有十多里的路程，陈雪凡就跟王同伦和邵学英：“你二人去，在天黑前回来。”

当时顾家村有307团的两个班的驻军。王同伦和邵学英到达后谈完了工作，准备回梅城，部队的同志非常热情，一定要他们吃过晚饭后再回去，还说要派一个班送他们返回。盛情难却，俩人只好吃过饭后再走。

大约晚上九时左右，一个班的战士送他们到了庵口村边，俩人就叫他们回去了。当他们走到庵口村过来的石桥上时，发现有几个人在路边，但不知是什么人，两人立即在路边的玉米地里趴下。

他们初步观察判断这些人是土匪。这时王同伦准备开枪打，邵学英说：“不要打，先看看。”王同伦说：“枪一响部队马上会到的。”这时邵学英同志又说：“天黑，我们在玉米中间，他们看不到，先不要动。”

一番商量后，两人认为还是先发制人好，便大叫了一声：“干什么的？”土匪听到喊叫声后连忙逃走了。两人快速地回到了区委所在地，只见陈雪凡手里拿着枪站在大门口，一见王同伦们就劈头盖脑地说：“叫你们天黑前赶回来，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今晚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王同伦两人谁也没有谈路上发生的事情。第二天，邵学英和王同伦才报告了事件的经过，邵学英还写了书面检查。

建德是浙江省第四专署所在地。1950年3月份，第四专署和金华专署合并，县委就搬到了原第四专署大院。

1950年上半年的一天，机关的大部分同志都下乡工作了，只留下了15、6个人在家值班。晚上大约10时左右，土匪向县委机关大院里（梅城国民党国大代表徐子林老房）打枪。

听到枪声后，大家拿着枪都集中起来。过了一会儿好象没事，考虑到晚上要通宵值班，所以只留下两个同志在院子里放哨，其他同志回去休息，万一有情况，随时准备战斗。

王同伦手抱着枪躺在床铺上，其他的一些同志有的坐有的躺在床上，大家都有些紧张。这时县委书记胡晓明手提着木壳枪来到了同志们的住处，开口就说：“外面的枪声很紧，同伦你们还睡在床上，都起来!”这时王同伦说：“胡政委，你不要怕，有什么关系，你睡觉，我们外面有二个同志放流动哨，就是来十多个土匪，我们包打出去。”

胡政委听王同伦这么一说，就很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并说：“都起来，谁也不能睡觉，把枪准备好，听从指挥。”

这天晚上，谁也没有睡觉，谁也没有睡意，大家都握紧枪时刻准备着，一到天亮，才把大院的门打开。

五十年代初土匪的活动一直是非常猖獗的，加上我基层的武装力量比较薄弱，斗争十分残酷，南下干部们的生命危险随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