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女战士
王涛，女，莒县北杏村，1921年4月出生。稀世之珍，不是金钱，世上难寻第二件
王涛上中学时，日寇侵华，时局非常混乱，很多青年都在徘徊而不知所措，有的女青年投进了条件较好、军饷较多的国民党军队；有的女青年当了国民党的官太太。王涛受学校进步教师的影响，很早就树立了投身革命、拯救中华民族的志向，并付诸行动。
由于战乱，学校已无法上课，为追求真理，她告别了双亲，离开了家门。经过几番周折，她终于找到了八路军。这里虽然生活很艰苦，但部队风气正派，纪律严明。她坚定地参加了八路军，并于193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41年，王涛于山东抗大分校学习结束后，就被分配到莒县县委工作。
在这期间她先后担任过妇委委员、县委会妇女书记、分区委员、县群委会委员、县妇救会会长。直到1946年10月才调离莒县到山东省粮食局工作。正在这6年中，她把自己的闪光年华奉献给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乡亲也无私地向他们捧出了全部亲情和爱心。
莒县是敌我争夺的拉锯地区，斗争激烈和残酷，敌人以百倍的疯狂作最后的挣扎。王涛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从人力和物资方面支援八路军抗日，巩固和发展滨海抗日根据地，与日寇展开顽强的斗争。
她与战友们翻山越岭，走街串户，日夜穿梭于日、伪、顽的严格控制的夹缝之中。为了避开锋芒与敌人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山林荒野。当敌人封山时，炊断粮绝，只好以野菜充饥。鞋底被磨穿了，有时就剩下一个盖儿（鞋面），一双脚打起泡，继而出血，最后变成坚硬的老茧。艰苦的斗争生活对学生出身的王涛来说，既是对她革命意志的锻炼，又是对她革命坚定性的考验。
她时常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经常与敌人擦肩而过，然而每次也都是群众掩护了她。她们把她扮成一位村妇，换上破烂的衣服，梳上假纂，将灰涂在脸上。为了不让敌人看到她那双大脚（只有出来参加革命的女同志不裹脚），她就蹲在草地上装做割草的样子，多次骗过了鬼子。经历的危险太多，在生死关头，她也总能沉着应付，使鬼子看不出一点破绽。
有一次，王涛因长期在阴湿的环境里工作，身上长的疥疮已经溃烂，领导决定将她与另一位同志安排在一老乡的家中隐蔽。晚上夜深入静时，她突然听得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预感情况不好，急忙叫上同志，收拾好简便的行装，在老乡的指点下，忍着身上的病痛，从后墙翻了出去，向着山上拼命地奔跑。
她的判断果然没错，来的就是抓她们的日伪军。老乡为拖延时间，曾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她们上山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敌人在老乡家找不到人，便在叛徒的怂恿下向山里追击。在急速奔跑中，王涛身上的疮面受到剧烈的磨擦，脓与血顺着衣服往下流，疼痛难忍。山下几十个伪军已向她们逼近，敌人边追赶，边向山上开枪，还不时地狂叫着“别跑了，快投降吧”。子弹从她们的耳边飞过，但她们全然不顾，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不能让敌人抓住。”掉身边所有的衣物，拼命地向山上爬。
跑到半山腰，两人机智地向上高喊：“山上的同志们，敌人来了！”敌人听到她们的喊叫，害怕了，退了回去。后来王涛说起这事，总是开玩笑地说：“子弹好象长了眼，不打八路军，老天都在保佑好人呀！”
王涛常告诫子女说：“你们是生在莒县，养在莒县，是莒县人民养育了你们，千万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又说：“没有根据地老区的群众的保护，你妈这把骨头现在还不知埋在哪里呢，你们也不会有今天！”
王涛的两个孩子申远英、申远杰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因敌人经常扫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王涛没有奶水，也无力喂养，就把孩子放在篮子里，挂在从日军缴获的自行车的车把上，在行军和转移途中到老乡家中为孩子找奶吃。两个孩子不知吮吸了多少位不知名姓的奶妈的乳汁。
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王涛将俩孩子分别放在前横山的王、蒋两位可靠的老乡家中寄养。在那个年代，王、蒋两家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收养孩子，他们把孩子视如亲生骨肉，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用自己的乳汁和血汗哺育着他们健康成长。
1994年，申远英、申远杰姐弟到莒县祭奠王涛时曾到过前横山，看望哺养她们多年的养母崔丽芬和她的家人。养母指着院旁边仍保留下来的一间又矮小又破旧，人都要弯腰才能进去的简陋小房子，说：“当年你父母出没无常，经常在深夜人不知鬼不觉地来了，看望了你们姐弟后，早上天不亮又悄悄地走了。这间小屋就是他们常来住的地方，保留到现在就是想念你们呀！”
解放以后王涛及家人因工作调动而频繁迁移，先济南，后转福建、上海，最后落户北京。王涛夫妻的职务逐渐地升高了，所在城市也越走越大了，但王涛艰苦朴素的作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计得失，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品德却一直没有变。
多年来，王涛一直从事人事、党务工作。她以谦和态度，细微的观察，通情达理地处理每一个问题。她爱护干部关心同志，尽力为他们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至于她自己的工作，不管如何变动，她总是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从未有怨言。大凡了解她的人无不有口皆碑，称她是一个人品极好，非常难得的好干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科理论水平很高的专家云集单位，王涛曾在这里负责党务工作。面对众多的专家，她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他们，和他们交心。许多著名学者专家都成了她的好朋友。
1955年，王涛从上海调往北京，和丈夫同在财政部工作。她丈夫在中央财政部负责税务总局工作。夫妻二人能在一个单位工作，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也有人凭借丈夫的职权升官晋级。王涛则向组织提出调离财政部的要求。后经组织批准，她调到商业部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给他丈夫配备了专用轿车，汽车司机和王涛家还同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王涛丈夫工作非常繁忙，不分工作日和休息日，经常整夜开会，向国务院汇报工作。司机的休息时间几乎都被占了，星期天也很少与家人团聚。
王涛非常理解此时给领导干部开专车的司机的辛苦。为了使司机的爱人不到寂寞，王涛经常抽出时间去陪她聊天，做了好吃的饭菜常亲自给他们送去，还经常给小孩送些衣物等。孩子们曾多次听王涛对丈夫说：休息日能不用车就尽量不用，多给他们俩口留点时间。其实她所关心的岂止司机同志一家。
王涛的身体不好，丈夫上班要路经王涛的单位，劝她上班时搭乘他的车，王涛总是拒绝。她说：“我不能坐，这样影响不好。”所以，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每天王涛都和普通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王涛一生遇事总为别人着想，从不因为自己的事麻烦别人。这一点在她晚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
王涛长年患糖尿病，后期产生并发症导致眼底出血，并于1978年双目失明。从此，光明只是留在她脑海中永久的记忆。这对一个快60岁的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她所要面对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大家所看到的是她甚为平和的心态，这让周边人都感到安慰。
这时，她丈夫也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为了减轻子女的压力，王涛顶着病魔的折磨，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虽然子女也为她请了保姆，但只要自己能动，她决不麻烦别人。她摸索着将蔬菜一刀一刀均匀切齐；可以凭着自己的感觉，将自己的衣服洗得千干净净；还摸索了一套自己给自己剪发的办法，并总是将自己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王涛的自强，使子女一度忽视了对她病情的了解，病魔渐渐地侵蚀着她的机体，她的心脏和肾脏的功能都开始急剧下降，她被又一次送进了医院。住院期间，她依旧很少麻烦别人，只要能动，她总是让家人领着，凭着感觉，记住通往卫生间的路线，并记住洗手、洗澡的常用设备的方位，以后就自己去寻找了，当然也经常找错了方位，不得不请医护人员帮助。
医生和护士无不敬佩地说：这老太太真不一般，病这么重还不叫护士帮助，在病房里很难见这样刚强的老人。
对子女的教育，王涛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她从没打骂过孩子，总是以平等的心态，鼓励孩子的每一点进步。她不爱刻板的说教，而是用自己的言行感染着孩子。但对于孩子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王涛则很坚持。
60年代以前，北京的育才小学是高干子弟集中学习的地方。王涛一家从上海调北京后，组织出面要给孩子们办理上育才小学的手续，被王涛夫妻婉言谢绝了。王涛说：“还是让他们上普通的小学吧，和劳动人民的孩子多接触，这样对他们将来会更好些。”
王家孩子随父母工作变动转过好几次学，但进的都是最普通和最简陋的学校。他们的小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女。孩子们也始终认为长辈为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尤其母亲王涛，给了他们一颗善良而普通的心，使他们终身受益不尽。
王涛在病重期间，预感自己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她思索着给子女留下什么呢？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有的就是她革命的一生这一精神财富。她从小爱唱歌，就决定把她曾唱过的歌曲，自唱、自录制成磁带，送给孩子们。
她不顾身体的极度虚弱，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凭着自己的记忆、回忆收集着她从小到革命成功以来唱过的歌曲，并一一记忆在脑海中。她要自己独立操作，按顺序加以解说来记录这一难忘的历史。每天早上吃完饭，这也是她认为精力最好的时候，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艰难地摸着操作收录机，一首一首地唱着她最熟悉的歌曲。不满意就重新录制。
半年后，当子女们拿到正反面录满了她唱的歌曲的磁带，热泪盈眶。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王涛总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念着：“前横山、后横山。”这话让大家明白了，莒县在她心目中的份量之重。她向子女交代，死后要将她的骨灰撒在莒县横山。这事她身体康好时就做过多次交待。
王涛牢记着莒县人民，莒县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她。他们怀着和当年一样的深情，将王涛安葬在群山环抱的横山之上，青松与她相伴，群山与她相伴，大地与她相伴，乡亲们与她相伴，她的英灵在这片热土的拥抱中得到长眠。
孩子们在她的墓碑上刻下这样一段碑文：抗战时期她同这里的乡亲们生死与共建立了她一生最怀念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