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5日，二野第五兵团在司令员杨勇率领下解放贵阳。也就是在此时，兵团部突然接到了中央指示，要调时任二野五兵团政治部王幼平到京工作。
王幼平接到命令的一刹那，也顾不上心头的疑惑，马上同杨勇以及政委苏振华告别，转身飞奔长沙，见到了二野两位老首长——刘伯承、邓小平。
也就是从邓小平口中，王幼平才知道，中央调自己去时干什么工作。
“搞外交？”
王幼平眼睛瞪得溜圆，随即摇头表示：
“我可干不了，请收回成命。我请求入藏的报告首长是否看到？”
邓政委对他的反应似乎是早有预料，不急不缓的劝道：
“我看你干外交还是可以嘛。中央从二野调阎红彦、刘志坚和你三个人；阎红彦要求不去，中央已经同意；调三个，一个不去，交代不了！”
王幼平也没办法，只好苦着脸到了北京。
事实上，王幼平可能还没想到，那时候如他一般苦脸的“将军大使”，不仅仅只是他一个。
一王幼平是宁都起义走出来的将军之一，他在五十年代时，还撰写了一篇回忆宁都起义时的文章，详述了他从董振堂73旅学兵连的新兵成长为红军中一员高级将领的经历。
应该指出的是，王幼平参加革命后，从事政治工作较多，还担负过白区工作任务，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周总理才选择了王幼平作为将军大使。
当然，对王幼平来说，他在军中时间最长，对从事外交工作很排斥，甚至最初他还打算到了北京以后见到周总理，想个办法推辞。
一见面，王幼平就向周总理敬了个礼：
“报告总理，老部下王幼平向您报到！”
王幼平之所以自称是周总理的老部下，原因在于长征胜利后，王幼平曾调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白区工作部就是在周总理负责之下，后来王幼平调白区工作，周总理还特意与他见面，当面叮嘱了他三十六字诀“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作啥像啥，举止从容，随机应变，自圆其说，时防意外，要营三窟”。
周总理见到王幼平，心情也很激动，他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幼平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王幼平也咧嘴笑道：
“是啊，又由总理亲自指挥，我很荣幸！”
面对周总理的殷切期待，王幼平到底是没把撂挑子不干那些话说出来，不过后来他听说，同样是宁都起义出来的老战友黄镇、姬鹏飞都被周总理抓来搞了外交工作了，心中也就此息了离开的想法。
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幼平后来没有参加授衔。
不过，对于祖国而言，这不算是损失，因为部队虽然少了一个出色的将军，外交界却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官。
1950年8月，王幼平正式调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任大使。
1955年6月，王幼平改任驻挪威王国大使。
应该指出的是，王幼平一开始在驻外大使上任职，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他曾一度想要逃离这个岗位。
1958年4月，王幼平结束驻挪威大使的任职后回国，向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表达了不满：
“纵使是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牛，我也不愿再出国了。”
帅孟奇后来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严肃的批评了王幼平，并对他说：
“不懂外文可以学，但是不能离开外交部。”
周总理一纸命令下，王幼平被安排暂时离职去学外语，但也仅仅只是学了两个月，就又被紧急派往柬埔寨，任驻柬埔寨大使。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事情在王幼平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他往往是每结束一个任期，就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表达自己想离开外交工作的诉求，甚至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工作，但每次都被驳回来。
王幼平在外交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
二也许有人会问，像王幼平这样不愿意留在外交岗位上工作，那他任职期间是不是也很难谈得上表现呢？
事实完全相反。
王幼平虽然几次表示自己想离开外交工作的想法，但一上任就和换了个人一样，不仅仅是受到国内的认可，同时也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赞许。
1950年8月，王幼平就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后，第一时间便考察了当地的工厂、农村，并深入了解了罗马尼亚的国情、民情，后来他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写成报告回国，促成了两国之间的交流往来，双方关系不仅进一步发展，还签署了很多贸易协定。
不仅如此，王幼平在任驻罗马尼亚大使时，还同各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开辟了新的外交渠道。
也因为在罗马尼亚表现太出色，1954年中国、挪威建交后，周总理立马就把王幼平派过去任驻挪威大使。
王幼平任驻挪威大使期间，仍然沿袭在罗马尼亚时的习惯，走访当地的工厂、农村，实地考察当地的经济建设，他后来回国后休假，周总理还特意向他征询挪威的经济支柱产业，王幼平事无巨细的回报赢得了周总理的赞许。
所以后来王幼平结束任期回国，对他抱怨说不习惯外交工作，周总理是半个字也不信。
1958年9月，王幼平就又被派到了柬埔寨，任驻柬埔寨大使。
中国与柬埔寨建交时，一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在当地十分猖獗，鼓吹要柬埔寨进入美国所谓的“防御联盟”，但当时柬埔寨坚持奉行“和平、中立”的立场，赢得了周总理赞许，中方后来向柬埔寨援建了多个基建项目。
王幼平在任驻柬埔寨大使期间，不仅延续了过去的习惯，还多次到中方援建项目的工地走访视察，并指导工作。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方援建柬埔寨的第一批项目陆续完成。
1962年2月，王幼平奉命回国，他在柬埔寨工作期间，所作所为深得柬方赞誉，西哈努克亲王不仅多次赞扬王幼平贡献，还在他离任之际，在王宫举行了十分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王幼平“友好合作十字勋章”。
王幼平后来又辗转越南、古巴、马来西亚。苏联出任驻外大使，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王幼平能够始终把握政策，为增进国与国之间交流打下坚实基础。
1977年8月，王幼平出任驻苏联大使，当时苏联同中国的关系还不是很好，双方关系很是紧张。
尽管面对种种困境，王幼平始终采取最平和的姿态，也赢得了苏联的尊重，在王幼平离任后，苏联外交官评价他：
“亲切、务实、合作，具有外交家的风度。”
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王幼平的足迹遍布全球，几乎可以这么说，他所去的一些国家，很多都是对中国不了解，甚至不少在一开始还敌视中国，但王幼平去过以后，绝大部分国家同中国关系有所好转，即便有少数国家对中国态度没有改变，但也同样没有恶化。
王幼平的能力可见一斑。
三1980年初，驻苏联大使馆内部投票评选优秀干部，令人意外的是，已经卸任的王幼平以高票当选驻苏联大使馆优秀干部。
王幼平任驻外大使多年，不仅仅是在国外有口皆碑，就是在本国工作人员眼中，他也颇具亲和力，他陆续出任过七国的驻外大使，但每次卸任回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舍不得他离开，甚至洒泪告别。
王幼平的工作很具有“亲和力”，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不仅仅是对外，对内同样如此。
王幼平平素便没有什么架子，与使馆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大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除了工作上的事外，聊得更多的还是生活里的小事。平易近人的作风拉进了他同身边人的距离。
王幼平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很关心，关心到什么地步呢？有工作人员国内的家属生病，他就打电话给当地有关领导和老友，请帮助联系住院，有工作人员夫妻两地分居遇到困难，他就写信给有关领导和老战友求助，只要是工作人员外出办事没有回来，王幼平无论多晚也不休息，直至等到工作人员回来他才会去休息。
这种沉稳务实的处事风格，是王幼平深得人心的重要原因。
更为关键的事，王幼平自己也以身作则，他从事外交工作多年，两袖清风在整个外交系统都是出了名的。
1952年，王幼平北定为行政七级，自此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变动过。
可就是这么一点点收入，王幼平不仅仅要负担起家里的开支，有时还要接济馆员，除此以外就是捐款，为了支援建设，他们夫妇经常将自己在国外节省下来的收入捐给国内。
1952年王幼平从罗马尼亚回国参加驻外大使会议，在参观鞍钢建设时动了捐款的心思，他把在罗马尼亚的收入约8000元人民币以个人名义全寄到了鞍钢，但鞍钢那时不接受个人捐赠，又给退了回去，但王幼平后来想办法给外交部党委写信，希望组织上能够以党费的名义替他捐赠这笔款项，后来鞍钢无奈之下，手下了他这笔捐赠。
自此以后，王幼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自己的收入捐出来，一捐就是20年。
不仅如此，王幼平也多次拒绝占公家便宜。
1962年，外交部建起了外交公寓，王幼平也被分配了一套房子，但他此前便在王府井购买了一处住宅，所以他就把这套住宅捐给了单位，当时已经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指示有关部门：
“按照房屋原价退款。”
王幼平不仅不要，还向组织上表示：
“我是自愿交公，不要房钱。”
1978年2月，王幼平回国参加五届人大，当时他身体不是很好，因此夫人史洪潮随他一起回国照料，王幼平特意嘱咐使馆办公室：
“史洪潮不到休假时间，属请假回国。她的往返机票公家不能报销。”
可是按照规定，王幼平夫人回国的路费本来是可以报销的，但他坚决不占这个便宜，把路费如数上交了。
也因为这些优秀品格，王幼平在诸多同僚中威望很高。
曾有人问与王幼平相熟的人：
“大家都说王幼平好，他究竟有什么魅力？”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陈浩告诉他：
“他的作风像总理。”
后来所有人都认可这一评价。
1979年5月，外交部拟酝酿提拔王幼平为副部长，王幼平得知此事后，坚决反对，还给中组部写信：
“我不同意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再堆放老头。”
中央没有同意王幼平的建议，还是任命他为外交部副部长。
1980年6月，外交部酝酿十二届人大代表，拟推选王幼平上去，但王幼平当时已经下定决心退居二线，因此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放弃“被选举权”，中组部虽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和在外交部推选中，王幼平还是以96%的得票率当选。
1980年7月16日，王幼平再次给中组部写信，要求卸任外交部副部长，还要求在70岁前退下来，中央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同意他退居二线，任外交部顾问。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王幼平为人处世的态度让人不仅心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