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是个富庶地方，盛产高粱、大豆、水稻、小麦，拥有土地肥沃的平原、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矿藏十分丰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关东军在距中国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八百米处，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
日本侵略军还把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和袭击日军守备队。
次日晨4时许，日本侵略军从铁岭向北大营增兵，至5时半，占领北大营。东北军按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五百多人的日本侵略军击溃。
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东北军撤退到山海关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很快全部沦陷，三千多万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又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党组织，“更应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奋起抗日救国。共产党人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他率领部队转战在哈尔滨以东珠河一带，狠狠打击日军。
他把日寇讨伐队诱进包围圈、暴露在冰河上，予以痛击。抗日战士烤着篝火，比赛谁打死敌人多。
后来，他被特务出卖，在英勇战斗中受伤被俘，壮烈牺牲。共产党人赵一曼，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委，被战士们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她又是一个跨马横枪、英勇杀敌的女战士。她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受尽敌人的酷刑。
在走上刑场前，她给儿子留下遗书：“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一些东北军旧部也纷纷组织抗日自卫军或抗日救国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其中著名的有马占山部、苏炳文部、李杜部和冯占海部等，以及王德林领导的吉林救国军。
还有为数众多的由农民组成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军”等，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的行列。
1934年年底，中共满洲省委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需要，即着手把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先后改编为十一个抗日联军，并于1935年2月15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人数最多时达五万五千余人。在长白山下，松花江畔，遍地燃起抗日救国烽火。
1935年秋，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四个省委相继建立。从1936年6月起，抗日联军十一个军逐步改编为三路军，在松花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东西、黑龙江右岸三十余县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32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口号，发布《对日作战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坚定地表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又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实现共同抗日救国。
红军在长征中，仍然高举党的北上抗日旗帜，特别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日救国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后，明确提出北上川陕甘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并率部继续北上。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动员起来，为民族生存而战，并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倡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迅速壮大红军力量，巩固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出《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提出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地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与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
同时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经蒙古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精神。
中共中央于28日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再次重申：“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精神。
当时，正值华北危机空前加剧，全国正处于抗日救国运动高涨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加紧侵华。在武装侵占中国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之后，又借口“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攫取了察哈尔省大部地区，控制了河北省的大部主权。
1935年11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实际上承认了冀察两省的变相“自治”。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引起了华北乃至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古都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学生爱国运动，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11月18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秘密成立北平学联，选举郭明为主席。
12月6日，北平学联公开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华北为核心的九项政治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但是，学生的正当要求遭到反动当局的拒绝。12月9日10时30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六千余名爱国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
游行队伍经过西单和东长安街时，遭到军警用木棍、鞭子、高压水枪、大刀的攻击，一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
城外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城门关闭未能入城，在凛冽朔风中坚持终日，含泪向围观市民控诉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暴行，揭穿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第二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并积极酝酿和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全国。
从10日起，杭州、武汉、上海、广州、南京、济南、天津、青岛、南宁、长沙、厦门等地学生、教职员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究（博古）彭德杯、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
会议详细地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依据及其重大意义。
他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以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正确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解决党和红军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筹措抗日经费，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讨伐反共媚日的阎锡山及其所部晋绥军。
1936年2月上旬，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逐步集中于永坪镇、延长及其以东地区，展开了东征前的休整和训练。
这时，毛泽东满怀胜利的信心。他挥笔写下不朽的诗作《沁园春·雪》，把洋溢在心中的喜悦和革命豪情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2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陕甘根据地东渡黄河，开始进行东征战役。
东征战役历时七十五天，共歼灭敌军约七个团，俘四千余人，并迫使“进剿”陕北的阎锡山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甘根据地得以恢复和巩固。
与此同时，扩大红军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万元，并在山西省二十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在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主动发出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和杨虎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之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重大胜利。
同时，上海的许多抗日团体以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社会名流也都纷纷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正确主张。
1936年3月29日，鲁迅、茅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郑重宣布：“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他们热情赞美英勇的红军说：“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李济深也发表了拥护抗日的通电，冯玉祥也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在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也分成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
在上海，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各种刊物达三十多种，其中《大众生活》销量达二十余万份，蒋介石亦无法制止。
马相伯、何香凝等爱国民主人士带头在上海街头举行抗日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也积极赞助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
因此，毛泽东高兴地说：“红一方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放弃了反蒋口号，公开向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提出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的建议。
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内战政策，继续调集十六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围攻。
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争取和东北军、第17路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力求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共中央决定举行西征战役。
据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第81师和骑兵团，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区进军，打击顽固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
马鸿逵为宁夏军阀，任国民党第15路军司令。其新编第7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旺等地。马鸿宾为国民党第35师师长。其所部驻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地区，防堵红军。
1936年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西进。红1军团为左路军，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今吴旗）集结；红15军团为右路军，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靖边新城堡集结；野战军直属队和红81师、骑兵团随红15军团跟进。
彭德怀根据宁夏军阀部队的布防态势，决心以右路军首先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进攻宁夏（今银川），调动环县、庆阳之国民党第35师回援宁夏，以左路军寻歼回援之敌于运动中。
27日，右路军红15军团分左右两翼西进。28日，右翼队红73师袭占陕西、绥远两省交界处重镇宁条梁，左翼队红75师强攻安边未克，转入围困。
其间，野战军司令部率第81师和直属队进至宁条梁，红81师在宁条梁地区担任警戒，肃清残敌，开展群众工作。
随后改以红78师围困安边，红15军团率第73、第75师继续向西发展，进攻定边县城。骑兵团前出定边、盐池大道活动，向灵武方向进行侦察。
其间，野战军司令部率第81师和直属队进至宁条梁，红81师在宁条梁地区担任警戒，肃清残敌，开展群众工作。
同日，左路军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镇地区。6月1日凌晨，红2师抵近曲子镇。
这时，敌马鸿宾部第35师第105旅旅长冶成章率特务连共一百五十多人向环县开进，途经曲子镇宿营。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性情暴躁，打仗骠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
红1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得悉冶成章进抵曲子镇宿营后，即命令第2师师长杨得志、政治委员萧华，以先头团团长梁兴初率部迅速包围曲子镇。然后由2团主攻，5团助攻，全歼进占曲子镇的“野骡子”及其所部。
当日15时，红2师向曲子镇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镇内，歼敌大部。
残敌退守镇西北处一座碉堡及数间窑洞内继续顽抗。在红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残敌于次日凌晨全部投降。
此战除杀伤部分敌军、民团外，共俘敌旅长、副旅长以下官兵一百五十余人，缴获各种枪二百余支（挺）、汽车五辆。
6月1日上午，红4师在马岭附近击溃敌第35师一个营，俘敌连长以下四十余人。当夜，红4师第12团进占阜城。
2日，马鸿宾部第35师以第103旅三个营、第105旅三个营及骑兵团，从庆阳以北向阜城进行反击。
3日拂晓前，由木钵、曲子地区南下的红1军团主力进至阜城附近，当即向敌发起猛攻，经三小时激战，歼敌六个步兵营，击溃两个骑兵营，俘一千一百余人。至5日，红1军团主力乘胜占领了环县、洪德城、三岔地。
经过十天的作战，左路军红1军团歼敌马鸿宾部第35师七个多营，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的城镇，控制了该线交通，迫使敌第35师余部退向固原以北之毛居井（今毛井）、七营地区，为继续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15军团攻占了宁条梁，包围安边，主力进至宁夏边境。在开展地方工作的过程中，红军指战员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形成了对红军极为有利的形势。
6月7日，红军左右两路军主力继续西进。右路军红15军团主力从红柳沟地区向西南方向猛进，其红73师第219团于11日攻占同心城，主力进入王家团庄附近。
12日，右路军以一部控制同心城至高崖子大道，大部集中于豫旺县城西南地区，准备夺取豫旺县城，打击韦州方向援敌，并截击向中宁撤退之敌第35师余部。
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向毛居井、七营进击，至13日，进占七营、上新堡地区，切断了敌第35师北上道路，迫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
14日，红28军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红81师等部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接替右路军围攻安边，夺取定边、堆子梁等城寨的任务。
经过约半个月的作战，西方野战军已经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广大地区，并进行了创建根据地的初步工作，胜利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7月14日，西方野战军开始进行西征第二阶段的作战。16日2时，红78师（暂归中路军指挥）乘定边城守敌警戒麻痹之机，由城东门袭入，歼敌一部，余敌仓皇由西门撤逃。
17日，中路军红28军主力和骑兵团进驻定边城。
随后，红78师及骑兵团主力由定边向盐池进击，于21日3时攻占盐池城，全歼守敌新7师骑兵第1旅第2团第1营两个连及民团二百余人，击毙敌营长，缴获枪二百余支、战马二百余匹。
在红78师袭占定边县城时，中路军红28军、红81师和骑兵团完成对安边堡的围攻部署。24日，敌高双城部第86师驻横山之一部派骑兵两个营、步兵三个连增援安边堡。
7月3日，该敌进至安边堡附近时，被红81师等部击溃，退回堆子梁。21日，右路军红15军团第73师一部攻占同心城以南王家团庄，全歼守寨民团。
红75师和军直属队围攻豫旺县城。经十余日围困，于27日2时发动袭击攻占该城，歼敌两个骑兵连及反动地方武装、民团近一千人，俘二百八十余人，缴各种枪一百八十余支、战马一百五十余匹。
在此期间，红军一部逼近韦州城，引起马鸿逵震惊。韦州城，是宁夏属地，位于黄河以东，是陕甘宁的要冲，战略地位重要，由国民党军马鸿逵部防守。
马鸿逵立即派新编第7师骑兵三个团驰援，于7月4日进入韦州城。5日，马鸿逵新编第7师骑兵三个团加两个营，由韦州向南进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确保韦州城。
当该敌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遭到预伏的红15军团第75师突然打击，伤亡三百余人，被迫退回韦州城。
此后，红军右路军主力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大水坑、甜水堡、豫旺县城地区迅速展开，大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7月间，西方野战军在红城水、安边、七营等地击退了国民党军的数次反扑和袭扰，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区，新老苏区连成一片。
红军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征集资财，并对东北军部队开展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东线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疲惫和迟滞了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作战。
1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沉重打击，除予其以大量杀伤外，还俘其官兵两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两千余支（挺）、战马五百余匹，占领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各四百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