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发动全国性内战，全面进攻全国的解放区。全国人民面临着由抗日战争向全面内战的转变，这场斗争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是回到反动黑暗的旧中国，还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蒋介石独吞了抗战的胜利果实，不但接收了全部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而且又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援助，有五百多万军队，控制了全国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妄图在六个月内吃掉全国的解放区。全国内战已不可避免。为了对付这样强大的敌人，首先提到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就是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建设一支强大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强大的敌人作战。
建设强大的野战军
从军事斗争的角度来说，由抗日战争转变到全国内战，是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争到运动战的一个大的战略转变，这就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野战军。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就电示“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j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日本投降以后，山东八路军的主力全部去了东北，山东由新四军接防。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中央正式命令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新四军到山东的接防部队，第一批是第二纵队（罗炳辉部队，原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四师九旅）和第七师（曾希圣部队，原新四军七师十九、二十、二十一旅），我们第一纵队是随后来的。原定的任务是去东北，中途奉中央军委电令留在山东，编入山东野战军序列。
开头，华东是两个军区：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两个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山东军区的司令是陈毅同志，政委是饶漱石，副司令员是张云逸同志；山东野战军则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张鼎丞同志，政委是邓子恢同志，副司令员是粟裕同志；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则是粟裕同志，政委是谭震林同志。山东野战军由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七师，加上鲁南第八师（三个团）组成，以后二纵五旅又南调华中参战。华中野战军有第一师（陶勇部队，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六师（王必成部队，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还有姬鹏飞纵队（华中七纵，五个团）和张震纵队（华中九纵，六个团）。
山东是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五个军区（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后来滨海撤销，鲁中、鲁南合并了）。五个军区都有两个师的地方武装，以后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队、第十纵队原来都是军区的武装。
我们第一纵队到山东，开始碰到的一个最大困难是补给和兵员补充问题。战争初期，地方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建设强大野战军的重要性，比较重视地方兵团的建设，而没有重视野战军建设。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坚持敌后抗战的需要，必须加强地方武装。当时苏中军区就曾实行过“主力地方化”，把主力下放到地方部队作骨干，提高地方部队的素质，更好地坚持敌后抗战。但是，随着抗日战争转变到全国性内战的战略转变，我军的作战方针就必须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这就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野战军，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才能歼灭进攻之敌。晋冀鲁豫和华中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晋冀鲁豫早在上党战役时就拥有一支六万多人的强大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也很充实，一个团二千五百人以上。而山东野战军在战争初期，由于兵力分散，没有集中兵力，在一个时期内，无法打歼灭战，只打消耗战，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毛主席对主力部队不充实又得不到补充的情况非常重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给刘邓并告陈毅电：“你们应充实至少十五个主力团到二十个主力团，每团人数二千至二千五百，经常保持满员，作为突击力量，勿取平均主义。”八月二十八日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中又指出：“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有战斗力的。”八月二十九日又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各战略区指出：“野战军补充应有重点，胶济、苏北、苏中三战区各应补充野战军十至十五个主力团，每团二千五百至三千人（国民党有三千余人的大团），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平均主义。”但我纵的兵员补充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部队减员，特别是主力一、二旅减员更大。为了使战斗部队充实，迫不得已，十一月初乃将一、二旅各缩编为两个团，以后我纵就只有七个步兵团。战争的实践以及中央、毛主席的一再督促，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宿北战役前夕，一旅补充了鲁南新参军战士八百余人，二旅补充鲁中翻身农民一千二百余人，三旅补充胶东一个新兵团。莱芜战役后，胶东地方武装两个团补充我纵。至此，一、二两旅才又恢复为三个团，我纵又恢复为九个步兵团。至此，兵员补充和补给问题才彻底解决了。
战争初期的集中兵力问题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军对华东进攻的部署，第一步重点放在华中，第二步向山东进攻。我军的部署，集中兵力对敌，以华中野战军在华中作战，集中山东野战军位于徐州周围，以淮北为主要战场，支援华中作战。我记得一九四六年六月，在临沂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决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是：山东野战军全部集中徐州附近机动作战，这个地方是山东与华中的枢纽，又是敌人的指挥中心，这是主战场。这个部署是经中央批准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及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并且指示，为了完成这一主要方向的作战任务，“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粟裕、谭震林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对敌作战的方针和部署，但是却未能贯彻实施。
一九四六年六月，按照预定部署，陈毅同志率第二纵队、第七师、第八师为第一梯队南下；我们第一纵队位置靠北，为第二梯队开进。但是，正当我们一纵队由临沂地区南下时，发现济南、青岛之敌向胶济线进犯，山东军区要求一纵队停止南下，北上到胶济线配合鲁中部队作战。陈毅同志来电同意山东军区的意见，命令我一纵到鲁中配合作战，予进犯胶济线之敌以打击，一个星期以后仍按原定部署南下，加入淮北战场。我纵到鲁中后，受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同志指挥。此时，济南之敌已进占明水、淄博，青岛之敌已进占青州，构筑工事固守，不再分兵共犯。我山东部队长于攻坚，一纵队则长于野战，在讨论作战方案时，鲁中同志主张围攻淄博，我们则主张攻城打援，由鲁中部队围攻淄博，由一纵队打援，吸引敌军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大家同意采取攻城打援的方案。我三旅于七月七日攻击文祖镇敌九十六军一部，切断胶济线，占领打援阵地，部署打击来援之敌。但是，鲁中部队攻击淄博一夜，未能得手，天一亮，撤出了战斗。攻城部队一撤，敌人就不来增援了，我们打援就打不成了。这一仗没打成。七月中旬，我纵越过胶济铁路，进至临淄、金鸡岭一线，配合渤海军区部队打益都（青州）。益都驻有敌第八军一个师。我仍采取攻城打援办法，由渤海军区武装第七师围攻青州，吸引东线之敌第八军“荣誉一师”增援，由我纵负责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十八日，攻城部队未得手，拂晓后即撤出战斗，敌援兵不出，我纵又打不成了。
两次围城打援都没有打成，无仗可打，我们便分电陈毅同志和山东军区请示，要求继续南下，执行原来的作战部署。陈老总立即回电，要我们火速南下，加入淮北战场。接到电令，八月二日我纵立即挥戈南下。不料，八月三日山东军区来电，要我纵停止南下，继续在山东内线作战。我们正在为难，陈老总催我纵南下的电报又到了，我纵即继续南下。十二日，到达临沂附近，山东军区又来电报，据称敌人有进攻临沂的企图，要求第一纵队留在鲁南地区作战，保卫临沂。并说已通报了陈毅同志和报告了中央军委。这样，我们只好停下来了。这样，陈老总手上实际掌握的部队只有第二纵队（缺第五旅）、第七师和鲁南八师，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华中野战军。由此可见，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初期，集中兵力问题，做起来很难。从此以后，我纵就留在鲁南作战，担任保卫临沂的任务。鲁南军区只有一个师（第八师已调往野战军）。我们在鲁南先后打了三仗，但都未能打歼灭战，打了消耗战、击溃战、很窝囊。
十月五日敌整编第二十六师（附第一快速纵队）由徐州车运韩庄，以配合台儿庄一线之敌第三十三军进犯峄县、枣庄；韩庄之敌整编第五十一师亦北犯，进至大、小高家河一线。十月六日晚，我纵奉山东军区命令，在峄县以南樟山、白山、望仙山、文峰山、大明山一线阻击进犯之敌。但情报不确切，仅说敌整二十六师来进攻。但七日清晨战斗开始后，敌整二十六师进攻我四山子、老龙潭、牛山、杨庄、毛鼻山、铁白山、文峰山、桃花山、大明山、望仙山阵地。同时，敌三十三军进攻我七邵、小石山；敌整五十一师进攻我樟山、白山阵地。激战终日，敌人越打越多，非但出动空军狂轰滥炸，而且还出动了第一快速纵队的坦克和自动火炮。这是我纵第一次与敌人坦克遭遇，既缺乏反坦克手段，也没有反坦克经验。午夜，奉命撤出战斗。八日敌占枣庄、峄县，十日又占郭里集。我纵在临沂以西税郭、出头瞵以西～线，休整待机，防备敌人向临沂进攻。敌军整二十六师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三十三军是西北军，整五十一师是东北军，注意保存实力。敌人三个军不分兵，不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不轻易出动，使我很难歼敌。但是，我们部队摆在那里，还是起到了保卫临沂的作用，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仗是在十月底。十月二十七日枣庄、郭里集、峄县、台儿庄之敌全线向我进攻，企图攻占向城。我以第三旅第七团担任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准备歼灭其突出的一路。二十八日，我主动放弃峨山、税郭、兰陵。二十九日，敌第七十七师占傅山口，当晚缩回萝藤；敌整二十六师一部占上桃园，当晚缩回税郭。夜间，我派第一旅反击敌整二十六师至冢山头之线扑空而返。三十日，拟再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歼其一部。此日，敌第七十七师第三十七旅再占傅山口，敌第七十七师第一三二旅占马家楼。我原拟诱敌深入到向城，再寻机歼敌，但这时临沂来电话说：“如果把敌人放到向城，临沂震动，军区和省级机关就要跑反了，必须迅速出击，阻止敌人东进。”我只好执行命令，立即出击。于是，以第一旅出击歼击傅山口及其以西之敌；第三旅攻占店子街、马家楼、萝藤、石拉后，向西警戒，配合第一旅解决傅山口之敌。三十日十时全线发起出击，将敌七十七师全部击溃，击毙敌三九六团团长张北福，并将敌一个团包围于马家楼大围子里。十七时，敌整二十六师自峄县开来坦克八辆，向傅山口一线攻击，被我阻击于沙河一线。敌军在坦克掩护下，全线溃退，马家楼被围之残敌亦于十八时三十分乘隙向西南脱逃。打了个得不偿失的击溃战！
两个仗没打好，我们在鲁南与敌人形成对峙僵持的局面，很苦闷。我们便利用空隙时间，重点研究了攻坚和打坦克问题。第一旅还组成二百人的学习队，专门到山东部队学习爆破攻坚的技术和战术。这两方面的突破，对我一纵以后打大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时，在淮北战场，初战歼敌一个旅后，由于我军兵力不足，而敌人三个军又不分散，也再无法歼敌，陷入困难局面，陈毅同志也很苦恼。中秋节后，陈老总带第八师到临沂，准备集中我一纵和第八师在鲁南打一仗。陈老总是下了很大决心，要在鲁南打一个歼灭战的。在临沂一次干部会上，陈老总说：打赢了开“庆祝会”，打不好开“斗争会”，我打死了开“追悼会”。这“三个会”的说法，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一月上旬，鲁南之敌调整部署，加强纵深配备，准备继续东犯，占领向城，进窥临沂。陈毅同志决心乘敌调整部署之际，集中主力出击峄县、台儿庄之间交接防务之敌，歼击由峄县南撤的敌第七十七师。由我一纵担任阻击峄县之敌的任务。鲁南第八师（三个团）担任攻歼南、北罗和马兰屯地区之敌的任务。十一月十日晚发起战斗，我一纵以第三旅首先夺取峄县以南圈沟、泥沟一线，打开缺口。十一日晨，峄县之敌整二十六师在七辆坦克掩护下向我进攻，我反坦克未奏效。十三时，敌坦克增至二十五辆，步兵增至一个旅，连续向我猛烈攻击。我命令第二旅出击。第二旅第四团通过约五华里开阔地，向进入圈沟之敌拦腰截击。敌军遭我军奇袭后，一度四窜，并以二十五辆坦克排成三角阵势，阻止我军前进。我第四团以小包炸药、集束手榴弹、手雷、汽油瓶等向敌坦克攻击，但由于地形限制，虽经英勇拼搏，均未奏效，伤亡较大。敌人也无法前进，激战至黄昏，以坦克和猛烈炮火作掩护，撤回峄县。当日，友邻第八师攻击敌第七十七师，追击至运河边，并在南、北罗包围了敌军两个团。晚上，陈老总召集开会，第八师领导同志提出，要求一纵派一个旅增援他们，并指名要第一旅，否则以该师三个团的兵力歼灭不了被围的两个团敌人。我也提出了意见：今天，第二旅阻击敌快速纵队，伤亡很大。明天，敌人肯定要拼命攻我泥沟、圈沟阵地，如果把一旅调出，就没有把握挡住敌整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的冲击，第一旅确实调不出来加强第八师。眼巴巴地可以消灭敌人两个团，但就是缺少兵力，至少缺一个旅的兵力，结果吃不掉。陈老总一支香烟接着一支香烟地抽着，紧皱着眉，一声不吭。深夜一点钟了，该下决心了，陈老总一甩烟蒂，说了一句：“只好不打这一仗了！”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只能白白地丢掉了。
战后休整，陈老总召集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大家都有意见，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在这次会议上，我不得不说心里话了。我建议陈毅同志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上，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事实上，大家都已感觉到这个问题，不过都不好说出来，我实在憋不住，把它说出来罢了。其实，陈毅同志也深为苦恼。三个多月的困境，使大家都感到只有集中兵力作战，才能改变困难局面。
蒋军在占领了两淮之后，大举分兵四路进攻，妄图全部占领华中，割断华中同山东的联系。至此，时机成熟了，陈毅同志遂下定决心，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只以鲁南、渤海军区武装钳制由台儿庄、峄县出发向临沂进犯这一路之敌，毅然亲率一纵和八师由鲁南南下，集中兵力打击由宿迁进犯之敌。果然，一旦放下包袱，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集中兵力作战，就取得了宿北战役的胜利。随后，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全部集中，成立华东野战军，彻底解决了战略防御阶段集中兵力问题，因而在宿北战役之后，连续作战，取得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由此看来，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战争初期集中兵力的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难，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做到的。
宿北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完成战略转变，集中兵力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然而，此仗的战斗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的，甚至一度极为风险。作为当事人，我觉得应当如实地把这段史实记录下来，以利后人。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著有《叶飞回忆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