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中对余则成的怀疑从信任、怀疑，到最终确认，这一过程异常漫长。然而，在他将余则成缴械带上飞机的瞬间，吴敬中已经百分之百确定余则成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天津站的峨眉峰。对于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我们需要细看吴敬中的履历，也许在那些古老的文件和记载中，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他的资历比我们熟悉的文强（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还要深。早在1925年8月15日，他就写出了关于党校建设的报告。同年10月，22岁的吴敬中被我党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老蒋的儿子蒋经国同班，两人还加入了同样的组织。这个时期的同学中，还有冯玉祥之子冯洪国、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都是老蒋那方面派去的，这一批共217人中，中国方150人，共方67人。

老蒋并没有反对儿子的选择，甚至在1926年2月1日写信给蒋经国时表示：“你将入何党，随你所愿，余不限制，但总要革命急进、有革命性之团体为重也。” 吴敬中和蒋经国学成归来正赶上革命低潮，吴敬中和余乐醒（沈醉的姐夫）等人被邓文仪以中校、上校军衔诱惑进了“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来又跟邓文仪一起加入复兴社，成了特务处处长戴笠的下属，蒋经国则假装没发表过痛骂父亲的文章，准备接班了。

吴敬中的特务生涯丰富多彩，先后担任过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兼情报教官、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是他在军中的最后一个职务，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他留学苏联的岁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吴敬中的生活条件相当优越，每月零用钱高达40卢布，远超过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五六顿丰盛的饭菜，洁白的桌布，鲜花装点的餐厅，都成了他在苏联养成的奢华习惯。吴敬中在莫斯科的养尊处优，回国后难以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这或许成为他叛变的动机之一。

回顾吴敬中的特务生涯，他比我们熟知的文强等人的资历还要深厚。在临澧特训班高级教官名单中，有吴敬中这个名字，这个班也可以称作“叛徒班”。他的老朋友沈醉回忆录中提到：“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 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

电视剧《潜伏》中吴敬中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他喜欢红酒、西餐，待下属也以西餐为主。这一切都源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生活习惯。吴敬中与蒋经国同班学习时年仅22岁，叛变后加入蒋系特务组织，也就是25、26岁左右。这个年轻的叛徒在特务生涯中涉足多个领域，经验丰富程度不亚于沈醉。

在沈醉的回忆录中，他不止一次提到与吴敬中关系很好，还提到另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老同学程一鸣。程一鸣也是曾经在特务体系内叛变，但后来凯旋并公开身份。这种叛变的情节在特务局内部并非罕见，让人难以判断吴敬中是否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叛徒。

吴敬中对余则成的怀疑并非只限于他一个人。在保密局天津站，内部猜疑重重，就连站长也曾怀疑余则成、李涯等人可能是共产党分子。这种猜疑的氛围，使得吴敬中在面对余则成、李涯时显得格外谨慎。在电视剧《潜伏》中，吴敬中曾对李涯和余则成说：“跟你们说句实在话吧，我是不希望再打下去了……我们内部，不会三分之一都是中共分子吧？” 这番话既是对局势的担忧，也是对自身身份的保护。吴敬中对于内部是否有潜伏者心知肚明，他的疑虑既可能指向余则成，也可能是对自己的怀疑。

在这场谍战中，史料与电视剧相结合，呈现出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画面。吴敬中的身份、立场和猜疑，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谍战图谱。如果将史料与电视剧相互印证，或许能够窥见历史背后更深层的秘密。在这个故事中，吴敬中是否早已发现余则成的真实身份，是否对李涯心存疑虑，都是读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吴敬中的特务生涯如同一场复杂的谍战，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充满着深意。他在特务体系内的角色扑朔迷离，使人难以捉摸。对于余则成的怀疑，是否是一场长时间的心理战，还是真实的认知，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推测来揭示。吴敬中与余则成的交锋，如同雪山与余则成的较量，更添这场谍战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