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们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为此，1950年进行了军事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由粟裕任总指挥。为了培养台湾干部，把参加过“二·二八”事件后退到大陆的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湾籍士兵集中起来，在“台湾训练团”学习，并制定了具体的解放台湾的计划。
粟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地位未定”，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
杜鲁门
6月28日，周总理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
周总理
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年4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国际紧张对峙局面有所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对我侵略、封锁、遏制政策屡遭失败，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毛主席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4月，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行前毛主席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1955年5月13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
1956年，毛主席关于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月25日，毛主席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主席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1月30日，周总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后，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但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
为了开展对台工作，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童小鹏和凌云做具体工作。
1956年6月28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6日，首先到北京来探路的是香港记者曹聚仁。周总理接见了他。
在谈话中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周总理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抗战时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周总理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台湾当局也作出了反应。为了进一步摸清大陆对台政策的底，他们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这次会见谈了实质性的问题。中央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内地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宋宜山来一趟北京，当然不可能就解决。而这时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划峡而治”。1958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调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8月23日，在毛主席领导下，周总理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目的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矛盾，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粉碎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划峡而治的阴谋。这是一场政治仗。
在美蒋矛盾面前，中央实行“联蒋抵美”政策。道理很简单，与其台湾被美国占领，不如让蒋介石看管。炮击金门时，毛主席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
章士钊是一位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他在北洋政府时代担任过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1949年3月国共和谈时，曾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到北京谈判，在台湾上层有较多影响。他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早在1920年，曾经以2万银元支持毛主席进行革命活动。毛主席有了嘱托，章士钊欣然应命，给蒋介石写了信。章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很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主席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毛主席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台湾当局收到这封信，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8月的一天，毛主席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的行动让曹聚仁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此事。
10月6日，毛主席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毛主席再次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
随后，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当局转达中央的和谈条件：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相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做出积极响应。
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1960年7月，章士钊再到香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中央关于和谈的信息。章赴港前的7月17日晚9时，在北戴河寓所，周总理和章士钊作了一次长谈，童小鹏在场。当时台湾又派了几个人来摸底。周总理对章士钊说：雷啸岭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按：雷和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话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和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一个小头而且美国迟早要换掉更好吗？但蒋介石大概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要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矛盾总是要爆发的。
章士钊说：“是否可以把张岳峰(即张群）作为一个对象来谈？”
周总理说：“张对这件事根本未接触，目前还不适宜。”
章士钊提到给台湾写信问题。周总理说：“他们如果要求的话，可以写，但要经交通送来商量。”
60年代初，台湾已多次来人，彼此也都有所了解。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并经主席审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毛主席说过由我们给）；三、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等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主席说，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央领导人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这时大陆遇到了“三年困难”，蒋介石又叫嚷起“反攻大陆”。有一次，周总理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总理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给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总理的意思。
这一时期的对台工作，在上层秘密联络方面，都是经过周总理直接向毛主席报告的。我方通过章士钊、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等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蒋介石得到信息并利用我们宣布与台湾谈判的公开号召，利用各种名义和通过各种关系派了一些人到大陆，说要与高层接触。有一次派了4个人来，3个到北京，1个驻香港，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会见了其中的一些人。周总理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时也判断不清，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来，这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特别使蒋介石感到担心，因为李宗仁还是“代总统”，还具有合法性；而蒋介石则是下野的。在这一点上，他说，共产党比他高了一筹。李宗仁回国定居之前，周总理要程思远向他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可以回国定居，我们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二是“四不可”，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介入美台关系；不可介入国共关系；不可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就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李宗仁回国后，这一情况都通过有关渠道通知了蒋介石。
从1956年起，党中央制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实际上也是赞成的。大陆建议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虽一时难以实现，要从长计议，但已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抵美”的目的。毛主席对台湾的实力派蒋氏父子和陈诚是很重视的。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中央方面也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了蒋介石，促进他们内部的团结。周总理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和陈诚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希望他们团结和归来。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嘱。这种遗嘱一般都要讲反共八股，包括两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中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中央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总理、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陈诚遗书发表后，周总理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1966年“文大”开始后，对台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此之前是对台工作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被离开工作岗位。1964年周总理为了工作方便，要对台工作办公室（罗青长负责）搬到国务院院内，这时“四人帮”诬陷它是罗青长设在中南海的“特务据点”，它又被迫撤了出去。“四人帮”还企图通过造反派在夺权中夺取对台工作的机密文件，幸亏当时童小鹏已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分管机要工作。在周总理指导下，他把一些核心机密文件转移到中央办公厅保存。当时台湾当局也很担心“文大”中我方是否会把他们传话、传信的机密暴露。由于周总理亲自关照，没有发生泄密现象，他们才放心。
在“文大”中，周总理始终把对台工作放在心上。当他得知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和他的毛夫人（蒋经国生母，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墓被破坏的消息，立即让童小鹏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要他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对“挖祖坟”看成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我们不能那样做。大部分红卫兵同意了，但还有一小部分直接受江青指挥的造反派又偷偷在破坏。周总理知道后，要浙江省委派人修好，并将修好后的照片送到北京，交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
1972年2月28日，周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代表中美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且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就使台湾问题开始由原来的国际斗争为主转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此时，毛主席又发出指示“促蒋和谈”。对于美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活动要给予打击，同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通过有关渠道通知蒋介石。关于中美谈判成功，尼克松访华，这些消息大陆也都事先通知台湾，告诉了蒋介石。同时，中央又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1973年，章士钊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他一向热心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时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信中说：“与其让我僵卧北京，不如到香港动一动”。毛主席将章的信批转给周总理办。周总理找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了解到章还有一位夫人在香港，认为应让他去，但是章是人大常委，因患病得坐专机飞港，于是决定由外交部先跟港英当局谈好，然后由中国民航派专机带上医务人员陪章飞香港。经报毛主席同意后，周总理又到北京医院看望章士钊，把拟用专机送他去港的事告章。章很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周总理对章士钊说，到香港后好好休息，我们对台政策不变，还可以在港做做对台工作。不幸的是，章士钊到港后3个月，即因病去世。周总理又安排飞机把他的骨灰运回北京。
1976年，周总理、毛主席先后去世，他们为对台工作、争取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目前虽然祖国统一尚未实现，但他们的心血是不会白费的。台湾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