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下旬，时任云南省委最高领导人的阎红彦上将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去北京参加一个军政会议，起初阎将军以为中央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例会，可等他风尘仆仆赶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却发现会场的气氛非常沉闷，与会人员的脸上都带着几分冷峻和肃杀，这一切都表明，今天会发生一件与众不同的大事！

果不其然，就在会议开始后不久，谢富治突然毫无征兆的站出来批评邓公，他直言邓公在淮海战役期间，曾数次上书党中央要求放弃徐州，主动撤回大别山区，以求保存实力，这是赤裸裸的畏战行为，是“逃跑主义、投降主义”，必须要严肃惩处，以儆效尤。谢富治话音刚落，台下便有几个居心叵测者带头鼓掌，他们同时还叫嚣着要打倒邓公，清算所谓的“右倾主义”。

谢富治当时是中央的“政治红人”，党内、军内地位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和几位元帅，可谓“手眼通天”，因此同志们对他都比较畏惧，没有人敢公开反驳、质疑他，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沉默。阎红彦是原中野三纵的政工干部，他对邓公非常了解，邓公革命意志坚定，在军事上的作风也比较强硬，断然不会逃跑、投降，这一切都是谢富治的污蔑，于是阎红彦便毅然站出来为邓公鸣不平，言辞激烈的反驳谢富治，将谢驳得哑口无言，以一己之力保住了邓公的名誉。

但谢富治也因此记恨上了阎红彦，他随后便对阎红彦展开一系列报复，编造各种证据污蔑阎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从1966年11月开始，阎红彦便不断遭到揪斗，期间受了不少委屈和侮辱，这给他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打击。

叶帅得知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昆明军区的负责人王银山将军，让他适当“照顾”一下阎红彦。王随即派人将阎红彦一家接到昆明军区大院居住，同时安排警卫24小时守卫在阎红彦周围，以防别有用心的人对他下毒手。可即便如此，谢富治仍不打算放过阎红彦，他在1966年12月先后数次世界打电话给阎红彦，不断在语言上施加威胁，这让阎苦不堪言，几乎一度陷入抑郁之中。

而在1967年1月初，陈伯达奉谢富治的命令，再度给阎红彦打去电话，大骂阎是“怕死鬼”，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考验和批评。这很明显是“激将法”，但阎红彦在经受了如此多的精神折磨后，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性，中了陈伯达的“诡计”，他在电话中和陈伯达大吵了一架，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当天晚上，阎红彦躺在床上忍不住胡思乱想，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整个人愈发烦躁、不安。凌晨时分，他的精神突然崩溃，随后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时年五十七岁。

同志们都知道阎红彦的死与陈伯达和谢富治有关，但眼下两人风头正盛，几乎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最终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一直到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失言，并遭到毛主席的点名批评，他的地位由此迅速下滑，不久之后，他便在一片骂声中遭到逮捕，被关入秦城监狱。

1980年，陈伯达被送上法庭接受审讯，法官在审核了诸多证据之后，认定他犯有重罪，并判处他十八年有期徒刑，1981年，他被特批保外就医，1988年刑满正式获得自由，一年后，他在北京平静去世，时年八十五岁。

再说谢富治，他在1969年升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权势达到了巅峰，在中央有很大的话语权。但这样的风光时刻并没有维持多久，仅仅三年后，谢富治便被查出患上了胃癌，身体状况由此急转直下。同年9月，党内掀起了一阵反对林彪的风潮，而谢富治此前又和林彪走得很近，因此他感到十分惶恐、不安，整日提心吊胆，这在客观上加重了他的病情。

1972年初，谢富治住进了医院，江青等人闻讯后还专门前来看望他，给他送了不少营养品。当年3月，他因病去世，时年六十三岁。党中央随后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天安门广场、国务院等地还专门降半旗向他致哀。但在动荡结束后，谢富治受到了清算，他此前的所有荣誉均被撤销，他的悼词也被撤回，他的骨灰更是被移出八宝山，迁往其他公墓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