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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安抚了晋国的外姓大臣，那他是如何回报秦穆公的，又是如何成为春秋霸主的？其实，晋文公回报秦穆公和成为春秋霸主是一件事，或者说，晋文公是在回报秦穆公的过程中，抓住机会成为春秋霸主的。公元前636年，即晋文公即位的那年，周朝和郑国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发生矛盾，导致周襄王联合戎狄部族讨伐郑国，并命周朝大夫颓叔、桃子到戎狄部族做监军。战后，周狄联军攻克郑国栎城（河南禹县），为了报答戎狄部族，周襄王册封狄女为王后。
然而因为周襄王和弟弟王子带一直有矛盾，其父周惠王和惠王后甚至准备废长立幼，凭借齐桓公的帮助，周襄王才继承王位。但王子带始终不服周襄王，周襄王册封狄女之后，王子带便和狄女私通，结结实实的给周襄王戴了一顶绿帽子。
周襄王大怒，随即废除狄女，并迁怒于王子带。周朝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戎狄部族必然怨恨周襄王，而在颓叔和桃子看来，戎狄部族对周朝产生怨恨，必然是先斩他们两人啊。
为了保住性命，颓叔和桃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奉王子带为主，又以复仇的名义调动戎狄部族，攻破洛阳驱逐周襄王。周襄王一路逃到郑国氾城（河南襄城），同样是为了保住性命，便派出两路使者奔赴秦晋两国，寻求援助。对于秦晋两国来说，这是进取中原的绝佳机会。
于是见到周襄王的求援使者以后，秦穆公便屯兵黄河沿岸，狐偃也和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鼓励晋文公以援助周襄王的名义进取中原。实事求是的说，这次军事行动是以秦穆公为主，晋文公为辅，但《春秋左传》里写道：“晋侯辞秦师而下”。
这句话说明，晋文公和秦穆公出兵之前见过面，商议了“出兵救周”的具体计划，但秦穆公可能觉得路途遥远，便放弃了亲自出兵救周，委派晋文公代表秦晋两国执行任务。
换句话说，晋文公是秦穆公的代理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文公统帅两军，沿着太行山南下，公元前635年4月迎回周襄王，诛杀王子带。
这四座城池都在太行山和骊戎以南、黄河以北，得到这四座城池，晋文公便实现了晋献公遗愿，打通晋国进取中原的东线通道。
总的来说，晋文公始终是秦穆公的追随者，大事小事都听秦穆公的号令，但这年的两次军事行动，晋文公收获巨大，秦穆公收获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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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晋文公和秦穆公地位翻转的，是发生在华北地区的一系列纷争。晋文公周游列国的时候，宋襄公送了二十乘车，即便宋襄公薨逝，宋成公依然觉得和晋文公有善缘，便在公元前634年，脱离楚国归附晋国。对于楚国来说，要北上进取中原，必须掌控盘踞中原的郑宋两国，宋国归晋，对楚国是极大的打击，于是楚成王立即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统兵伐宋，并借兵给鲁国伐齐。宋国脱离楚国，楚国伐宋即可，和齐鲁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
齐桓公薨逝以后，齐孝公成为齐国国君，但齐孝公不能团结宗室，导致兄弟们都流亡在外，其中七个兄弟都在楚国做大夫——“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拥有这么有利的条件，只要楚成王拥立一个齐国公子替换齐孝公，就能谋取齐国。所以他选定了公子雍。
而就在宋国脱离楚国归附晋国的同年，齐孝公统兵伐鲁，鲁僖公命鲁国大夫展喜带着酒肉慰问齐孝公，希望借机劝齐孝公退兵，保住鲁国江山。齐孝公一边吃酒肉一边问展喜：“怕不怕啊？”
展喜说了一句：“你刚继位的时候，各诸侯国都认为你能继承齐桓公的功业，维护天下秩序，故而鲁国边境不设防。现在刚过去九年，你总不会放弃维护天下秩序的责任了吧，那样的话，置齐桓公于何地？”——“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展喜用礼法、孝道直击齐孝公软肋，击破齐孝公的心理防线，让齐孝公处于进则违背孝道、退则劳师无功的尴尬境地。齐孝公思考一番，决定两权相害取其轻，调转战车回到临淄，放弃伐鲁。
这件事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十六篇文章——《展喜犒师》。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要谋取齐国，鲁国有向齐国复仇的欲望，便发生了楚国借兵给鲁国伐齐的事。
现在的局面是楚成王下了一盘大棋，一旦成功，郑、宋、齐、鲁都将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的影响力抵达黄河流域，问鼎中原称霸天下再无悬念。
但晋国的外姓大臣没有这么深的顾虑，只要能出兵参战建功立业，他们都愿意搏一搏，输了无非是重新再来罢了。先轸就提议出兵：“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报答私人恩情，奠定晋国霸业，在此一举，咱们别犹豫了，出兵参战吧。
狐偃则提出了具体战略：“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曹国刚归附楚国，卫国刚和楚国联姻，楚国为了给其他国家做榜样，鼓励他们归附，一定不会放弃曹卫。如果我们出兵讨伐曹卫，楚国必定前来救援，到那个时候，齐宋的压力就减轻了。而齐宋的压力减轻，极有可能和晋国联手，共同迎战楚国。
一句话，讨伐曹、卫营救齐、宋，再和楚国决战。听完先轸和狐偃的分析，晋文公的战略战术逐渐清晰起来，终于下定决心，出兵参战，进取中原。随后，晋文公设立第三军，命狐毛、狐偃统上军，郤榖、郤溱统中军，栾枝、先轸统下军，赵衰为正卿，荀林父给晋文公驾车、魏武子执戈，组建起37500人、1500乘战车的强悍野战兵团。
按照周礼规定，三军已是大国的标准建制。公元前632年正月，晋文公统兵过太行山，以雷霆之势攻克卫国的五鹿城，和刚继位的齐昭公会盟，晋齐结成反抗楚国的统一战线。随后，晋文公击败楚国援兵，逼的卫成公逃往襄牛城（山东范县、卫国边境），鲁僖公诛杀统兵助楚的公子买。
黄河两岸的战线基本稳定之后，晋文公便调头南下。
3月，晋文公伐曹，4月，统帅晋、宋、齐等诸国联军，在卫国的城濮击败楚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而郑国在晋文公的赫赫兵威之下，不敢再站在楚国一边，5月，郑文公和晋文公会盟，归附晋国。
当然，向楚成王承诺的“退避三舍”，晋文公确实兑现了，但那是为了引诱楚军继续深入，拉长楚军的战线，不是道德层面的报恩。
于是在“城濮之战”后，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以周王的名义承认晋文公是天下霸主——“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至此，晋文公超越秦穆公，实现了追随者到主导者的逆风翻盘。
完成这样的成就，晋文公只用了五年。这期间有楚国北上的外部条件，有秦国距离中原遥远的内部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晋文公以及晋国外姓大臣发现战机、抓住战机的决断能力。
很多时候，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拼的就是双方在关键时刻的决断能力，曹操在官渡战场赌赢了，多尔衮在山海关赌赢了，晋文公也赌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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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拥立晋文公，原本是希望晋国为秦国服务的，现在晋文公抓住历史机遇，成为周朝和各诸侯国承认的天下霸主，稳稳超过秦穆公一个段位，秦穆公有没有不满呢？肯定有。公元前630年的秦晋伐郑战争，就证明了秦穆公的不满，甚至对晋文公有些忌惮。晋文公周游列国的时候，不被郑文公礼遇，难免怀恨在心。郑国脱离楚国归附晋国，也是在晋文公的兵威下做出的权宜之计，郑国实力并没有受损，晋国也没有用实力降服郑国。
而郑国和宋国盘踞中原，晋文公要夯实霸主的地位，必须彻底降服郑宋两国，这个现实需求，和楚成王是一样的。“城濮之战”前宋国便归附晋国，现在只剩下郑国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文公便联合秦穆公出兵伐郑，抵达郑国以后，晋文公驻扎函陵，秦穆公驻扎氾南——“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函陵在河南新郑以北，紧邻郑国都城，这里的氾南不是氾城以南，而是氾水以南，大致位置在河南中牟县，距离新郑较远。
不论是伐郑的理由，还是秦晋两军驻扎的位置，都证明这次战争是晋文公主导的，秦穆公只是辅助配合。
可能，秦穆公就是这样想的，只是不能明说罢了。秦穆公和晋文公的潜在分歧，显然被郑国捕捉到了，于是郑文公命郑国长者烛之武做说客，到秦军大营见秦穆公，希望能借机分化秦晋。
烛之武见到秦穆公，不说客套话，直接抛出三个和秦国利益相关的问题。其一，秦晋伐郑，郑国必亡，但郑国距离秦国太遥远，伐郑对你没好处啊，千里迢迢的跑过来，你到底图什么？——“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
其二，秦国要问鼎中原，必须经过郑国，如果你撤兵回国，郑国便向秦国敞开大门，不用付出代价却收实利，岂不美哉？——“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其三，晋国贪得无厌，消灭郑国以后，将来一定西征，到时候你怎么办？——“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烛之武揣摩秦晋的心理、处境、利弊，知道秦穆公和晋文公的利益不一致，然后实施的分化瓦解策略。这一点，秦穆公不可能不知道，但听到烛之武的话，秦穆公也不可能不动摇。在内外压力之下，秦穆公最终决定，抛弃晋文公，优先获取秦国的利益。
紧接着，秦穆公和郑文公会盟，把郑国向秦国敞开大门的承诺确定下来，并命秦国大夫杞子、逢孙、杨孙留下监视郑国，然后招呼都不打，直接撤兵回国。这件事便是《古文观止》的第十七篇文章——《烛之武退秦师》。
秦穆公回国了，晋文公伐郑便功亏一篑，但晋文公驻兵函陵，始终威胁着郑国。正好，郑国公子兰很早就投奔晋文公，于是郑国大夫石甲父、侯宣多请求立公子兰为太子，这样一来，公子兰借晋文公的力量继位，郑国又没有实力和晋国抗衡，将来必定亲近晋国。晋文公没有拒绝的理由，便同意公子兰做郑国太子，然后撤兵回国。
晋文公拥立公子兰为郑国太子，相当于间接完成伐郑的战略任务，但因为烛之武和秦穆公的承诺，秦国势力也深入郑国，有了问鼎中原的资格，所以下一场战争，必然是秦晋争夺郑国的战争。这一战，很快就来了。公元前628年12月，晋文公薨逝。听到这个消息，负责监视郑国的杞子立即告知秦穆公，并说他能控制新郑的北门，如果秦穆公统兵伐郑，一定能够成功，秦国称霸天下指日可待。
但秦国大夫蹇（jian）叔不同意伐郑。蹇叔的理由很简单，秦国和郑国距离太遥远，必须经过的崤山，又处于晋国的兵锋之下，一旦秦国出兵，晋国和郑国就都知道了，怎么可能成功呢？劳师远征孤军深入，可是兵家大忌啊。秦穆公不听，坚决要出兵伐郑。
归根到底，秦穆公是被晋文公整破防了。秦穆公费了很大的心血拥立晋文公，结果晋文公反客为主，现在晋文公不在了，还不能力压晋国一头，天下人如何评价他？他已是一把年纪的老人，必须考虑历史定位的问题。更何况，杞子能控制新郑的北门，秦军只要抵达新郑就能进城，无论如何都没有失败的理由啊。所以在秦穆公看来，伐郑利益极大，不伐郑必遭世人耻笑。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628年12月，秦穆公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统兵伐郑。三名大将都是蹇叔的朋友，蹇叔的儿子也在伐郑队伍里，蹇叔知道秦军必败却无法阻止，非常难过，给他们送行的时候痛哭流涕，还说秦国儿郎都将死在崤山下，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必御师于崤。”
这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十八篇文章——《蹇叔哭师》。事实证明，蹇叔是正确的，秦穆公的个人欲望害了秦国。秦军进入滑国的时候，郑国就得到秦军要来的消息。那时郑文公已经薨逝，公子兰成为郑国国君，史称郑穆公，于是，亲近晋国的郑穆公驱逐杞子、逢孙、杨孙等人，厉兵秣马积极备战。
而发现郑国完成战争准备，秦军又失去内应，孟明视知道，伐郑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便消灭滑国，稍微弥补一下出兵的损失，然后整军回秦。路过崤山的时候，果然遭遇晋军截击，秦军大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虏到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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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秦穆公和晋文公明争暗斗，但并没有破坏“秦晋之好”的大局。晋文公做国君的时候，把庶子公子雍送到秦国，一路做到秦国亚卿，深受秦穆公的重用。晋文公薨逝以后，公子驩（huan）继位，史称晋襄公，而晋襄公的正室夫人是来自秦国的穆嬴。这样的关系，可谓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还是瓦解了秦晋的关系，导致两国走向不同的方向。公元前622年，赵衰去世，其子赵盾成为晋国正卿，《史记·晋世家》写道：“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赵盾代赵衰执政。”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和晋襄公陆续薨逝，秦晋都要拥立新君。秦国的新君没有疑问，太子罃继位，史称秦康公。秦康公的母亲是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即晋文公是秦康公的舅舅，那么对于秦康公来说，自然是希望延续秦晋之好，最佳的选择就是拥立公子雍，成为晋国国君。
晋国的赵盾也认为，晋襄公的太子夷皋年幼，不能处理国事，而公子雍已在秦国历练多年，拥立公子雍，不仅能立即开始处理国事，还能延续秦晋之好，让晋国有强大的外援。于是，赵盾和秦康公达成共识，命人到秦国迎接公子雍。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秦康公为保证公子雍成功继位，给他配备了大量的秦国步兵，防止公子雍回晋国以后被人架空甚至谋杀。很明显，秦康公和公子雍是在防备赵盾。
那么在赵盾看来，公子雍继位以后，自己极有可能被剥夺正卿职位，遭遇杀身之祸，甚至是毁家灭族。其二是穆嬴抱着太子夷皋到赵盾府邸，请求赵盾按照礼法，拥立晋襄公的嫡子、太子夷皋继位。一个是可能杀自己的，一个是来求自己的，赵盾做出选择并不难。
于是赵盾改变主意，决定拥立太子夷皋继位，随后亲自统兵抵御公子雍，秦晋两军在令狐大战一场，秦军战败，公子雍不知所踪。
太子夷皋，便是晋灵公。
这真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