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英国在抢先重新占领香港的同时，在香港日军的受降权问题上，也曾与中国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中国对香港日军享有受降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早在1942年初，蒋介石已经被盟国公推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内地和连同香港在内的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的整个地区。

日本投降前夕，杜鲁门曾在1945年8月2日通知蒋介石：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划入中国战区，一切盟国未经蒋介石批准，在这个战区里，不得执行任何军事、半军事及秘密活动。

在日本投降的当天，受命接受日本全面投降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出了“第一号受降令”，内称：“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此外，战时香港、九龙从来没有由盟国列为单独战区，而是属于中国战区的广东作战区。驻香港的日本军队也隶属日本南方派遣军第23军，该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他常住在广州。以上种种，说明英国根本无权派军队去香港受降，驻港日军理应向中国和她的代表投降。

日本的失败就在眼前了，无数的炎黄子孙欢喜雀跃：香港为中国战区，中国肯定会派军队接收香港进而与英国重开谈判，收回香港的大好时机来到了！

但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国民党政府这时却对这么大的问题不作考虑，而是把防止中共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进而消灭中共，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45年5月，蒋介石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今后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这时的蒋介石，满脑袋都是“如何消灭中共”，满脑袋只装着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受降问题，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派军队尽快从日本人的手中，把沦陷区和日军的装备统统接收过来，以免它们落入共产党的手中；第二，在外交方面，蒋介石最急促要处理的是“大战和约”以及日军投降之后，如何解决苏军留在东北的问题。在这种心态下，蒋介石哪里有时间去顾及香港问题?！因此，他有时尽管也在嘴上嚷嚷，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派军队接收香港的准备。

然而，与中国当局相反，英国为了抢先接收香港，进行的准备却是十分周密！

为了抢夺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他们事先就编造出了种种的“理由”：其一，喋喋不休地鼓吹对香港享有主权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中国，受降问题与香港所属的战区没有关系；其二，四处叫喊受降一事“关系到大英帝国的国家荣誉”，香港既然是日本从英国人手里夺走的，那么就应该由英国来受降，以恢复英国人的荣誉。在这里，他们避而不谈香港地区是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和强租去的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对港英当局在香港向日本乖乖地缴械投降，也尽量地隐讳不谈。

这些鼓吹之中，哪有什么“道义”可言，哪有什么“公理”可讲?！

可是，英国为了夺到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根本顾不得什么道义、公理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刚刚接受了无条件投降，两天后，英国就交给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明白宣布：驻港日军必须由英国来受降。

“荒唐！ 简直是荒唐透顶！”蒋介石接到了英国的照会后非常生气，眼前马上浮现出在开罗会议上丘吉尔的那副十分傲慢的面容。蒋介石对丘吉尔从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狂徒之态早就感到十分恼火，如今丘吉尔又这么不给他面子，实在让他无法忍受。于是，他愤怒地转告外交部：“既然英国不让我们顺心，我们也就不让他舒服！”

8月16日，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吴国桢奉蒋介石的指示，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表示中国政府认为在接受日本投降问题上，双方必须紧密合作，以求促成远东的和平与安定。中国希望英国在安排接受日本投降时，一切都要依照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行动。没有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授权，英国不得派军队进驻中国战区内的任何地方。

“官方谈话”结束之后，在私下里，吴国桢又以聊天的口气对薛穆说：“大使先生，中国对香港其实并没有什么企图，也不打算利用香港属于中国战区这种情况，恢复中国在香港的主权，香港问题可以留待将来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中方只是觉得，英国的这种抢先的做法，不尊重中国，是在对中国施加压力。”

其实，这就是在向英国人暗示：蒋介石并不会利用这一契机收回香港，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事件的核心，不过仅仅是“面子问题”!

“噢……原来如此！”薛穆听了这番话心领神会，连连点头：“我理解！ 我理解！”

召见了薛穆之后，吴国桢又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进行了接触，将蒋介石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转交给了赫尔利。

蒋介石在信中说，香港属于中国战区，不属于由英方主持的东南亚战区。因此，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香港应该由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英国却表示他们已派海军去接收香港，英国这种违反协定的做法实在是盟国的不幸。因此，他要求杜鲁门总统照会英国政府：不要采取违反“第一号命令”的不恰当的行动。

哪知，英国人根本不买蒋介石的账。8月17日，薛穆再次会见吴国桢，解释了英方的立场。他态度强硬地表示：英国政府认为，只要本身有足够的力量，不论沦土在哪个战区，英国都要自己收回。英国在派军队收复香港前通知了中国政府，正反映出英国的友好态度。

吴国桢一听急了，满脸涨得通红：“这……这是什么话呀！ 在接收香港问题上，难道双方既定的方针和程序就都可以不遵守了?道理很清楚嘛，英国在没有取得蒋委员长的授权之前，就派兵到他的战区去，这合适吗?”

薛穆听后，谦虚地笑笑，说道：“贵国的立场，我一定转达给我国政府，请放心。”

丘吉尔接到了薛穆的报告后，却很不以为然。在开罗会议上，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丘吉尔就十分反感他利用美国的罗斯福向英国施压。丘吉尔心想，既然你老是借助于美国人压我，我为什么就不能求助于美国去压你呢? 现在，罗斯福已经死了，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难道英国比中国更没有说话的资格?

丘吉尔笑了，抽出一支雪茄烟点燃，狠狠地吸了好几口……

于是，8月18日，丘吉尔密电杜鲁门，宣称香港是英国领土，英国不能同意中国对8月15日“第一号命令”所作的“香港在中国境内”的解释，请求他指示麦克阿瑟，命令日本大本营在港的日军，在英国海军到达时，必须向英军司令官投降。同时，英国驻重庆大使薛穆，也照会吴国桢转致蒋介石，坚持英国要在“香港这个英国本国国土上，接受日本投降”。

由于美国的力量在战后空前膨胀，美苏矛盾开始突出，美国在与苏联的抗衡中，需要取得英国的支持，所以美国不再愿意为香港问题而影响美英关系了。再加上，比较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罗斯福总统已经去世，而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一贯保守，就更不可能反对英国对香港的要求了。因此，在这种关键时候，美国由“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方针，转而变为“牺牲中国的正当权益而支持英国”的方针。

白宫换主，今非昔比！

因此，杜鲁门接到了丘吉尔8月18日的密电后，于当天电复丘吉尔，表示理解并尊重英国在受降问题上的立场，宣布美国并不反对由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保证将指示麦克阿瑟就香港日军向英军司令官投降一事，作出安排。同一天，他又通知美国军事首脑，香港已经明确划在中国战区之外。

在受降问题上，美国人出尔反尔，对英国采取了无条件的支持，这对中国是致命的一击！

英国在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后，大受鼓舞，从此，更加无所顾忌了……

英国人开始“进攻”了！

8月19日，薛穆再一次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吴国桢，重弹“香港不在中国境内”， “由中国在香港受降有关英国的荣誉”等等陈词滥调。同时通知他，杜鲁门已经致电丘吉尔，同意英国接收香港日军的投降。英国政府希望身为军人的蒋主席，理解英国的处境，英国曾经在香港受辱于日军，必须直接从日军手中把香港接收回来，才能“洗清耻辱”。英国欢迎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派代表参加英方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恼。当天，中国当局重申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有权收复该地，并由蒋介石派代表赴香港受降。

8月21日，蒋介石第二次致电杜鲁门，要求美国澄清立场，希望并修改盟军统帅命令。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蒋介石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驻港日军向他的代表投降，而他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要求美英代表出席受降仪式。仪式之后，他再授权英国派兵进驻香港。蒋介石在信中，还表示希望杜鲁门支持他的建议。

由此可见，直到这时，蒋介石纠缠不放的仍然是他的“面子问题”，而不是“由谁来接收香港”的实质问题。

然而，即使蒋介石挣的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面子”，但这回连一向支持他的美国也不“赏脸”了。杜鲁门收到急件后，立即回电蒋介石，说他已于3天前通知英方，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并完全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宣称，英国在香港的主权“不容置疑”。

“娘西匹！ 太混账了！”蒋介石本来指望在这件事上美国会给他撑腰，没想到，不但希望落空了，连打了两封电报都无济于事，还挨了一顿“训”。

他狂怒了。

一怒之下，8月21日他立即下令：“命令驻扎在广西梧州的第2方面军第13军前往接收香港。命令我们的特使到香港通知英国方面，中国军队将立刻调遣到港，负责接受日军的正式投降……”

密令下达完之后，他还是愤愤不平，恼怒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又拿起了电话：“我命令驻广东的少量部队进入‘新界’，准备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8月上旬，国民党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担任接受广州、香港等地的受降官。于是，张发奎调遣集结在广西的13军沿西江而下，准备接受九龙、香港等地，监督香港日军和实施受降；又下令香港日军冈田梅吉少将，将部队集结于宝安(深圳)，由13军接防。

蒋介石的这些行动，立即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

蒋介石本来态度就不坚决，命令军队进港也不过是气头之上的一时冲动，所以，当英国表示“强烈反对”后，他马上就又软了下来。

8月23日，蒋介石第3次致电杜鲁门，同意让步，不再坚持由他派代表去香港受降。他提出愿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 “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他的“代表”去香港受降，同时指定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作为他的代表前往参加受降式。

蒋介石的这个建议，是对英国作出的重大让步，目的也仅仅在于“应付舆论”和保全自己的“个人面子”。为了让英国人放心，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蒋介石于次日发表了公开声明，表示中国不会趁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机会，破坏国际公约和侵犯同盟国的利益，不会趁机派兵占领香港，也不会在同盟国之间挑起误会。中国政府认为，香港目前的地位是中英两国所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任何改变都需要取得双方的一致同意；一再强调中国政府将会通过外交而不是武力途径与英国解决“新界”问题。

蒋介石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上，然而，英国却仍然不领情。在接到蒋介石的“建议”后，英国政府内不论是殖民地部还是外交部，都一致认为，假如英国“根据蒋介石的授权”接收了香港，英国在香港地位一定会受到很大打击。因为，既然蒋介石今天可以授权英军接收香港，那么，他今后也可以继续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下令驻港英军司令接受他的指示。这样一来，将会后患无穷。因此，英国只能同意蒋介石派代表出席受降仪式，并以目击者的身份在受降书上签字，别的办法，没有商量的余地。

蒋介石接过通知一看，顿时怒气冲天，像一头受了伤的狮子一样，在房子里窜来窜去，连声直骂：“娘西匹！ 娘西匹！ 英国人的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中国战区统帅！”

正在这时，他的侍卫长，小心翼翼地走进门来报告：“委员长，英国大使薛穆阁下求见。”

“请他走路！”蒋介石烦躁地挥了挥手，把光光的脑袋昂得高高的，吼道：“不见！ 不见！ 不见！”

第二天，薛穆又上门求见，蒋介石还是余怒未息，铁青着脸，叫道:“不见!”

8月27日，蒋介石第4次致电杜鲁门，乞求美国出面调解，让英国人给他一点面子。他向杜鲁门抱怨说，对英国希望在香港重新行使主权一事，他一直未加以阻止，而且在受降问题上也一再让步，而英国却还是咄咄逼人。既然英国已经决定由夏悫少将率领舰队前往香港，那么他就授命夏悫为他的代表，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说，这是他所作出的“最后让步”，无论如何希望杜鲁门总统“给予支持”。

之后，蒋介石才召见了薛穆，严厉宣布：“委托英国军官接收香港的主张，必须贯彻！ 如果英国不接受这个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协定的责任就在英国！”

英国外交部见蒋介石坚持不让，而英国的实际目的也已经达到，决定稍作形式上的妥协，提出由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和另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蒋介石仍不同意，予以拒绝。

英方又接着建议夏悫以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双重身份受降，蒋介石这才勉强表示同意。

受降权上的中英争端总算了结了，不用说，这种了结方式对中国是有名无实，实际上是英国独揽了所有的受降权。

嘴仗打完了，英国人开始正式受降——

8月30日，夏悫少将率领特遣舰队，乘坐巡洋舰“史维苏尔”号，在海军航空兵的掩护下，由两艘驱逐舰和两艘潜水艇护航，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维多利亚港。由于英军事先没有通知驻港的日军，所以当英军在海军船坞登陆时，岸上的日军开枪了，向英军的旗舰不停地扫射，不准英军登岸。

“我们是大英帝国的海军！ 我们是来接收香港的！”

“接收香港? ……不是说中国军队要来吗? 怎么……”日军很纳闷。

无奈之下，英军只好用无线电与香港防卫队司令官冈田梅吉取得联络。冈田梅吉闻讯后，立即匆匆忙忙地来到了英国的旗舰上，会见了夏悫。

“司令官阁下，”夏悫紧绷着那张方方的“国”字脸，用一种十分冷峻的口吻对冈田梅吉说：“我正式通知你，香港九龙的受降工作，由我负责办理。”

“这个??这个??”冈田梅吉一听，感到很为难，搓了搓手说：“将军阁下，很……很抱歉，我们至今未接到日本国大本营命令，也没有接到田中久一司令的命令??”

“田中久一? ……”夏悫火了，冷笑着，把头一昂：“司令官阁下，你一定很清楚日本政府已经无条件投降，并且日本大本营也已宣布各地日军要向当地的盟军投降。今天，本人来到本地区，而且又有盟军统帅的命令，贵长官自应向本军投降，还要等什么命令?!”

冈田没了笑脸，站了起来，板着脸说道：“请阁下稍候，让我请示一下田中久一司令。”

“好，请快请示你的上司吧！”夏悫给了冈田梅吉一个台阶下。

在广州的日军第23军司令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此时确实尚未接到中国方面有关受降的任何指示，但是，见英军已经抵达了香港，而且又带着盟军统帅的命令，于是也就不好反对了。田中久一立即命令冈田：

“冈田君，不要和英国人硬顶了，还是按我国政府的旨意行事吧!”

当天下午，冈田梅吉终于向夏悫投降。

8月31日，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由夏悫少将主持驻港日军投降，他将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面对英军已接收香港的既成事实，蒋介石只好退而求其次，派代表与夏悫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英国方面接收驻港日军的正式投降，中国方面协助英军办理受降事宜；英国政府则同意自成立协议之日起，到1947年8月15日止，国民党军队可以从广州进入香港，由香港登船北上到内战前线打中国共产党，九龙塘的部分民房也可以租给国民党政府，作为过港北上的国民党部队的临时兵营。同时，驻港日军的武器装备，也将移交给国民党军队。

在这些问题上，英国总算给了蒋介石一点“回扣”，希望蒋介石吃了这些“回扣”也能因此消消气。

9月16日，驻港日军司令正式在港督府向夏悫投降。签字之后，冈田梅吉少将取下了佩刀，以示日军被英、中、美、加四国解除了武装。

全部仪式共15分钟。仪式完毕后，夏悫发表宣言，表示将致力于香港的复兴工作。然后举行升旗仪式。

在受降仪式上，对击败日本出力很少的英国，居然成了解放者，表现得神气活现；而浴血奋战达8年之久的中国代表，则形同虚设，冷落在一边——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的颠倒现象吗?！

更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已有3个军集结九龙，要收复香港易如反掌。蒋介石尽管在英国接收香港问题上也大为生气，但是为了能从香港运兵到东北打内战，为了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共产党，他已经吃了英国人给的“回扣”，也就只好接受了现实，眼睁睁地看着米字旗又一次插满了香港岛，使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中国又蒙受了新的耻辱。

收回香港的大好契机，就这样随之失去了。

英军接管香港之后，唯一一支始终坚持在香港抗日的武装力量——港九大队，从全局出发，分别撤出了香港九龙。英军由于刚到香港不久，军队人数不多，虽然9月10日又从英国兵船“澳洲皇后”号运来了海军陆战队2000多人，协助港警维持秩序，但是香港“新界”仍有日军3000多人，土匪、流氓趁机出动。

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特别在广大的“新界”地区，英军自知无力维持治安，但又不想正式承认港九大队的存在，所以派出一名校官为代表，到沙头角港九大队总部要求谈判，希望港九大队暂时不要撤退，再在港九协助维持一个时期的社会治安。

港九大队请示了东江纵队司令部和中央有关领导之后，同意和英方谈判。港九大队司令部派出了联络处干部袁庚，以少校军衔身份为首席谈判代表，协同政委黄云鹏、副大队长罗汝澄均以大尉的军衔身份一起出席。

英军派吉普车专程迎接谈判代表到九龙的半岛酒店。谈判开始后，双方交换了当前各地的治安状况。英方提出要求：第一，不要那么快撤退，帮助他们维持社会治安；第二，成立一个办事处，同他们联系。经东江纵队领导同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成立了港九大队驻港办事处，继续协助港英当局维护社会治安。

港九大队通过与地方绅士协商和英军具体研究，在“新界”协助各区成立了自卫队，作为过渡时期维持治安的基本力量，由英军发给自卫队经费、枪支、服装，港九大队驻港办事处协助组织训练。

1945年10月， “新界”四个区自卫队陆续成立，每区自卫队人数二三十人。自卫队的成立，对维护“新界”地区的社会治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直到1946年6月才宣告解散。

港九大队离开香港九龙“新界”时，发表了《撤退宣言》，油印成传单在各区散发。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别了，亲爱的港九新界同胞们！ 今天我们离开港九了，但我们关心你们的自由、幸福仍和以前一样。经过了长期困苦的斗争之后，我们希望你们能获得香港政府的救济，重建家业，改善生活。我们希望你们光荣的斗争能引起各界人士应有的尊敬，获得应有的自由、平等与幸福的生活。

经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战斗，港九大队为保卫港九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与日军进行过残酷的斗争，与港九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现在要分离了，人民群众依依不舍。

1945年11月5日，《前进报》有一篇报道，描写了港九大队离开港九时的动人场面：“当撤退初，民众还热烈走来挽留，带着慰劳品跑来送别的妇女们，不少在偷偷地抹着眼泪。当他们知道撤退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又抢着来帮助挑东西， ‘新界’各团体纷纷向港九大队献旗和赠欢送词??”

至此，在港九抗战中并没有出过多少力的英国人，完全接管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