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扭转战局，日军曾大量动用特种部队，他们中有不少人毕业于神秘的日本陆军中野学校。该校紧盯中日战争的特种战变化，在1943年甚至编纂出《破坏杀伤教程》，里面涉及诸多在华进行敌后破坏和游击战的训练内容。 　　

在训练教材中，中野学校把破袭之前的准备工作放在第一位，提出诸多具体要求，搜集情报资料更是重中之重。教材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对象国”（中国）的情报搜集要领进行了具体说明，涉及情报来源、各种情报类别及情报内容等。

对于情报来源，中野学校的教材罗列出了13种，既包括常规的外交官、情报官、间谍、有线和无线监听等，也包括不那么常规的走私人员、地下黑市畅销商品目录等。而日军需要关心的情报内容更是五花八门，常规的军事情报自不必说，连“对象国”的新闻审查重点、居民风俗习惯、各种社会组织情况也包括在内，不能不让人感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准备之处心积虑。 　　

对于实施敌后破袭的人员，中野学校的教材也有明文规定，像行动中的高级统帅干部严格限定为日本人，“对象国”或第三国国民至多只能成为低级干部。但对于执行人员，教材则认为第三国国民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们不容易引人注意，同时也不像“对象国”国民那样容易产生敌对情绪。 　　

对于破袭行动的目标，中野学校明确规定为“令‘对象国’感到最棘手的地点”，如道路、兵工厂或民生场所等，尤其是提供水电和取暖用煤的设施。

至于具体的破坏方式，教材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说明，其核心原则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破坏目标。中野学校似乎对铁路设施破坏“情有独钟”，教材中花费大量篇幅讲解如何破坏铁轨、旅客车厢、机车头和铁路站台等。

意味深长的是，中野学校教材里特意用1928年发生在奉天（今沈阳）西北郊的“皇姑屯事件”作为“铁路破坏”的案例。

在这起事件中，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少壮派军人无视国内陆军中央部（简称“中央部”）的意见，执意暗杀“不太听话”的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

他们派遣日军破坏分子事先在京奉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铁路桥下埋设黄色炸药，当专列通过时，破坏者通过远程电子起爆器引爆，张作霖所在第八节车厢被炸毁，包括张作霖及其警卫在内的17人被炸死，连日本中央部派给张作霖的随行顾问仪峨诚也最后也差点送命。河本大作等人从筹划到实施爆炸的全过程，都被中野学校奉为“经典”，写入“铁路设施破坏教程”中。 　　

虽然中野学校的《破坏杀伤教程》弄得洋洋洒洒，可按照这些要求培养出来的破坏分子却在中国战场上发挥不了作用。原因很简单，作为侵略者，日军在中国大后方实施秘密破袭是不可能得到民众支持和帮助的，而这恰恰是进行秘密战所必需的条件。

但顽固的日本人却将“敌后破袭战效果不彰”归咎于“理论太过纸上谈兵”，于是中野学校在1945年又匆匆拿出《破坏杀伤教程》的附加内容——《游击战条令》，并组织学校实验队进行体验教学，试图尽快把这些战法普及到正与同盟国苦战的日军基层部队。 　　

有意思的是，日军《游击战条令》的灵感竟然来自于中共八路军的战术，后者以游击、破袭等非常规作战方式打得日军无计可施。

这份条令的第65条提出：“游击战之本质不是与敌决战，而是消耗敌之战斗力，因此游击部队应按敌之进退择机行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几乎就是抄袭自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显示日军特殊作战研究者们意识到中共武装的游击战威力及其用处，并寄希望于模仿这一战法在战场上取胜。 　　

1945年5月24日，10名参加过游击战培训的中野学校毕业生参加了大尉奥山道朗指挥的“忠烈空挺队”（总共136人），搭乘12架97式重型轰炸机从熊本县健军机场起飞，目标是破袭美军占领下的冲绳读谷、嘉手纳机场。

据1948年美国出版的《冲绳：最后的战斗》一书记载，由于机械故障和美军高射炮拦截，当时只有一架日机于24日子夜时分强行迫降在读谷机场，8名空挺队员冲下飞机后，直接奔向停机坪和油库，沿途还不断投掷手榴弹和燃烧弹，最终美军有9架飞机受损，7万加仑燃油被点燃，2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而所有袭击者都被击毙，其中参战的10名中野毕业生全部毙命。

日本想用游击战术挽救覆亡的命运，最终证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