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国民党与日寇签订《何梅协定》，国民党军警宪特退到保定以南，身怀报国理想的有志青年彻底对国民党政权绝望了，“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再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桌子，大批青年学生撤出平津寻找抗日救国之路。

恰在此时，共产党人完成了大转移，落脚于陕北，这种背景下，共产党人在在平汉铁路各站摆上木头桌子，招募青年从军抗日，有一名16岁的学生报名加入我党的阵营，她叫聂元梓，最初与聂元梓进行接洽招募事务的是程子华。

聂元梓一生非常富有戏剧性，她是河南滑县人，来自一个地主家庭，按理来说，像聂元梓这种家庭的人，很难走上革命道路，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去背叛自己的阶层，可是在那个年代，很多来自地主家庭的青年，都具有朴素的爱国情感，他们“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

聂元梓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受哥哥聂真的影响，聂真早在1931年就加入我党，并在家乡创建了滑县县委，据说当时滑县县委的办公地点就是聂元梓的家中。

1938年1月，聂元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聂元梓奉命到东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在哈尔滨市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聂元梓继续留在东北工作，在1953年的评级中，聂元梓被评定为行政12级，成为中共高干。然而，聂元梓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1959年，聂元梓与吴宏毅离婚，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日子过得不是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聂元梓向在北京的哥哥聂真求助，在哥哥的帮助下，聂元梓在1963年被调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食堂门口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看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聂元梓联合学校其他六名教师写的，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这三位当时分别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实际上，聂元梓等人将矛头指向了北京大学党委，再就是后面的北京市委，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张大字报竟然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比如说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康生则称它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1966年8月18日，聂元梓作为第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收到毛主席的接见。

接下来，聂元梓将自己的能量充分释放到那场动乱之中，干了什么事呢？

比如说，聂元梓称有很多革命干部是“叛徒”，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等，捏造了大量的材料送到康生那里，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冤假错案。

此外，聂元梓竟然诬陷朱老总是“反党野心家”，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

还有，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称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进行人身迫害，将其致残。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聂元梓被任命为副主任，成为副省级干部，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更是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造反派有“五个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聂元梓排在首位。

俗话说，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升得飞快的聂元梓在当选为候补委员不久，就被发配到江西农场进行劳动，并在1971年被隔离审查，特殊时期结束后，聂元梓被逮捕入狱，将要面临法律的惩罚。

1983年，聂元梓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随即被保外就医，晚年的聂元梓生活一落千丈，重新回到悲惨的状态，没有生活费，没有医疗费，也没有房子住，甚至一度靠捡菜叶为生。

即便如此，聂元梓还是保持着要强的性格，有人招她写字，在竟然在纸上写下“死扛”两个大字，不过，从1997年开始，聂元梓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每个月有600元生活费，后来还获得一套免费居住的两居室。

有人看望聂元梓，聂元梓说：“有些人早就想让我死，但我争取要活到一百岁。”

2019年8月，聂元梓去世，终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