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于1953年的突然离世是否是一场阴谋？人们重复地审视这段历史，却总有忽视的角度。倘若深究一些细节，我们不难拼凑出这样一种令人细思极恐的可能：彼时，斯大林正筹划着新一轮“清洗”，甚至已为其做好了大多数准备。

倘若成功，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永远地被改写。

当然，这儿的“清洗”跟20世纪30年代那一回不一样，它只是一次单纯的权力洗牌。即便如此，这轮权力交接的设想却依旧是颠覆性的、超乎常人认知的。

那么问题来了：斯大林想要把这个国家的未来交到谁手上？倘若这轮洗牌完成，苏联的命运又将如何？

这一切，我们要从一场疑团重重的会议说起。

1952年10月，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照例召开。这是斯大林作为国家元首主持的最后一次重大会议。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一上来就连扔两颗重磅炸弹。

首先，斯大林以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为由，提出辞去一部分职务、由其他同志接任的请求。显然，没有人敢在这样的问题上犯糊涂，在众人一致的“强烈反对”下，此事只得暂且作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闹得所有人坐立难安。

斯大林旋即告知与会者，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将迎来改革，他拿出一张名单，宣布成立新的中央主席团。

这份名单列有多达36个名字，其中包括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其中有很多压根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例如别尔乌辛、切斯诺科夫等；还有一些虽然担任要职，却并不够资格直接进入最高决策层，例如苏斯洛夫。

权力是个好东西，但与过多的人分享未必是件好事。纵观苏联历史，掌握核心权力的圈子总是越来越小。有时为了平衡势力，偶尔加入一两个新面孔并非无法理解，然而此番疯狂扩容，人数比之前扩大了近一倍；况且它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从列宁时代就形成的传统的权力分配原则，影响了苏联高层的政治秩序，以斯大林惯有的手腕来看，如此做的确非常反常，其目的很难不引起人们的猜想。

以咱们常人的视角来看，在决策问题上，人越多就意味着越容易实现民主，新的主席团跟列宁同志强调的“集体领导原则”十分相近，也跟斯大林先前提出的“重新定义革命群体”的主张相呼应，看似不难理解。

然而，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快就有人从其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与骤然多出许多“新面孔”相比，更令人担心的莫过于针对老同志的一系列“微调”。

以当时公认的“二号人物”贝利亚为例：虽然贝利亚的名字依旧毫无悬念地出现在了名单上，能排在他之前的人依旧屈指可数，但他却下滑了两位——连向来被认为是政治吉祥物，没多少实权的伏罗希洛夫都反超了他。

此外，贝利亚麾下的两位大将、常年出现在名单上的梅尔库洛夫和杰卡诺佐夫却意外落选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曾先后担任过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即克格勃的前身）的领导人，而该部门却在此次会议后被从内务部分离出来，成为了单独的机构，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汇报工作。

显然，一系列操作旨在削弱贝利亚的权势，而其他一些斯大林的老臣也或多或少地遭到了针对性调整。因此，这份名单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老臣们的恐慌。

赫鲁晓夫曾重提此事，据他描述：新的主席团成员名单公布后，会场陷入了非常尴尬的气氛中。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依旧表示赞同，却都在纷纷猜忌这份名单到底是谁弄出来的。

大伙儿了解斯大林的性格，在没有充分获得他的信任之前很难得到重用，而斯大林考察一名干部的过程又是十分苛刻且漫长的。因此，多数人认为名单并非出自斯大林之手。

赫鲁晓夫曾就此事直接询问马林科夫，对方十分坦然地回答：“我发誓，这跟我绝对无关，斯大林同志甚至都没有提前问过我的建议或意见。”当然，赫鲁晓夫也并不觉得它跟马林科夫或是贝利亚有关，毕竟他们的损失之大是肉眼可见的——倘若真有机会亲手构建新的势力版图，没有人会慷慨到牺牲自己的权力去成全他人。

至于莫洛托夫、米高扬或是布尔加宁等人，他们同样否认自己事先知道名单的存在。同样，赫鲁晓夫也并不觉得这几位有如此之大的能量可以左右斯大林的人事决策。

排除了这些猜测之后，那么明面上的可能性只剩一种——这份看似怪异的名单确实是斯大林亲手拟定的，既然如此，他有又怎样的深层目的呢？

过去为稳固权势，斯大林构建了以自己为绝对主导的政治班底。只要他建在，这套班底便是完美的。然而如今自己的政治生涯进入暮年，他心里清楚，眼下国家正面临着严重到影响存亡的问题。

1953年3月初，在批示工作时，斯大林曾对一位新晋的主席团成员阐述过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眼下苏共党组织的理论发展正在停滞枯竭，国家体制陷入僵化，繁荣的外表下潜藏着巨大危机。

“我们在其他领域犯下的错误还可以纠正，但如果搞错了理论，这将毁掉全部事业。”

这是有材料记录的斯大林最后一次参与国务讨论，“必须进一步发展理论”，这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他的政治遗嘱。显然，这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早在50年代，斯大林便发现了症结所在，倘若及早解决，可能一切将会被重写。然而纵观整个朝野，那些光鲜显赫的“大人物”们，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不适合被摆上台面，适合被摆上台面的又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一点，我们从资料中便可发现端倪。

学界认为，日丹诺夫之后，马林科夫是斯大林钦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有着相当出色的理论才华与较好的组织能力，能够将工作梳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位看上去非常理想的领导人选。然而，斯大林却认为他并不合格。

1951年，在点评马林科夫的工作时，斯大林曾说：“他是一位得力助手，总能很快完成批示。即便不是亲力亲为，他也善于把人组织起来。这方面，没有人比他更出色。不过，马林科夫同志不具备独立思考、提出建议的能力。”

作为领袖而缺乏主见——这几乎宣判了马林科夫的“死刑”。再看当时伫立在苏联核心圈子里的其他人：纵使贝利亚能力出色，过去的工作性质导致他绝无可能成为新的领袖，其政治生涯难以避免地进入倒计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备受猜忌；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人难入领导法眼，其他能力出众者，如柯西金等，这些人又缺乏站稳脚跟的手段，很难担当大任。

眼下更为悲观的是，权柄长期以来被一小撮人把持，人们为了稳固自己的权位，互相结为利益共同体，党同伐异，将自己置于权力的温床之上，这对国家的伤害更是难以估计。

为此，斯大林曾做过无数努力：他曾在30年代重新定义了革命群体，修改过苏维埃宪法，甚至尝试过以“高薪养廉”的方式换取组织的内部团结。然而，红脸唱过了，白脸也唱过了，诸多努力均败给了人不断滋长的欲望。

总而言之，这些为特殊时期配备的领导群体，眼下已无法继承斯大林的政治遗嘱。

笔者认为，痛定思痛之后，他试图以一种极端的、近乎于“壮士断腕”的手段改变马林科夫、贝利亚们对权力的垄断局面，培养一套新的班底来保证后续政策的延续性，实现自己的政治遗嘱，延续苏维埃联盟的生命力。

出于对国家未来和革命事业的负责，他不惜挑战乃至摧毁苏联惯有的政治传统。

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斗争之路》中提及，斯大林曾隐晦地提过“老带新”的设想——用个三五年，等“新人”成长起来，老人或许就要让位。也就是说，1952年这个时间点上，斯大林已然接受了自己时日无多的现实，他估摸着自己最多只剩一个五年。即便如此，这段时间用于培养足以继承自己政治遗嘱的下一代领导群体也足够了。

显然，从1946年到1951年这段时期，斯大林在放任人们参与政治讨论的同时，一直在观察和筛选，直到名单上的空位被填满。即便其中有不少人名不见经传，他们的才华也是得到最高领导人肯定的。

不妨设想一番：倘若目的实现，这群在1952年获得破格提拔的“年轻人”形成气候，他们要么顺利地接过权柄，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头脑为国家续上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要么同老一辈们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无论是哪一种结局，苏联都不可避免地迎来新的一轮思想和路线的大讨论，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在死气沉沉的权力分配与“老人政治”中走向衰落和终结。

只是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时间，死神先一步敲响了他的房门。从动了老臣们利益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斯大林之死是否有阴谋的成分在里面，他个人的命运便无法改写了。此外，一切美好的设想连同苏维埃联盟避免覆灭的机会，都在1953年以后彻底消失了。

至于斯大林本人，纵使笔者十分欣赏这位苏联领袖，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一些决策太过刚硬霸道，给苏联和苏联人民造成了伤害，这可能也是许多人不喜欢他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是务实的，他的决策背后都带着明确的目的；而从结果来看，它们最终将国家带向了富强。

他在自己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搏也是如此——当所有人沉浸在眼下的巨大胜利中时，斯大林已然在着手为后辈们铺路了。这也难怪在巨大争议过后，仍有不少学者高呼斯大林的理论水平被大大低估，甚至将其奉为“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实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