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吴钧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2年12月，上了一年高中，十八岁的我，应征入伍。到部队经过为期五十天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到了汽车二连，成为了一名汽车兵。当时，我们汽车二连有八名干部，分别是三名排长（一、二、三排长）、一名司务长和连干部四人(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同时，我们每排有三个班，每个班九人。

来到汽车二连不到一星期（二排五班），我随即就跟连里的六名新兵一起，被选送到司训队学开车（为期半年）。来到司训队后，一个连也是三个排、九个班的编制，当时的我，被分到了二排四班。我们四班有五辆汽车，有班长、副班长和三位主教，剩下的十名学员，则全部都是从团里的各连队选送来的。在司训队，我们平时主要以训练为主，偶尔也“以运带训”（完成一些简单的运输任务）。

就这样，在司训队完成为期半年的学习培训后，我回到二排五班，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汽车兵。当时，我们连队因为“人多车少”，每每遇到外出执行任务时，就每排分一辆解放牌卡车。在车厢里，战士们坐成四行(靠两侧车箱板坐的人，脸朝里；中间的两行人，则是背靠背，脸朝外)。

夏天时还好，一到冬天，因为大家都穿着棉服，所以坐车就显得十分拥挤。可再拥挤，还是要一个排坐一辆车。因此，在冬季执行任务时，如何安排战士们坐车，就成了一门学问。每到这时，排里的老兵或者班长，就出面了，本来十分拥挤的车厢，在他们的“妙手”指挥下，不一会儿，就变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当时，我们连六台车（带蓬的老解放卡车）的驾驶室加起来，最多只能坐十八人(每台车坐三人)。八名干部，再加上九名司机，一共十七人，还剩下一个座位。而这个座位，一般情况下，是由连队的“上士”（也就是给养员，工作是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队粮食和蔬菜的采购工作）或者文书来坐。这样，驾驶室就满员了。夏天不说，冬天坐在驾驶室，肯定是要比坐在车厢里，暖和多了（驾驶室有暖气）。但没办法，当时因为条件有限，连队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时，我们都是坐在车厢里，伴随着高低不平的土路，来来回回地颠簸着（后来，到了八十年代，随着部队装备的不断更新，连队逐渐变得“车多人少”，战士们外出时，就再也不用坐车厢了）。

当时，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战士们冬季乘车的感受，团后勤战友们琢磨出了一个“小发明”。那就是，在卡车车箱上再加装一个暖箱（比手提箱稍微大一点的长方型铁箱），安装在车箱前端，通过汽车尾气排气管进行加热。想法很好，但实践下来，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要知道，在七十年代，解放牌卡车的车箱，并不是封闭的。所谓的车箱篷，其实也就是一层粗帆布，根本起不到抵御寒冷和保暖的作用。但无论条件如何艰苦，我们汽车连的一名又一名战士，还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所有的工作和任务中，风雨无阻。

就这样，在汽车二连，我历任战士、班长（1974年底）、排长（1976年底）、副指导员（1979年初）、指导员（1981年初）。在指导员岗位上工作一年后，因为身体原因（我身体不好，胃病很严重，多次治疗也没有效果），1982年3月，我结束了十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回到地方。

纵观三次的提拔经历，在我心中，提干排长那次，是我最激动，也是最难忘的一次。1976年11月底的一天上午，时任五班长的我，照常工作时，我们连长(姓李，1960年兵)，忽然来找我谈了话。刚见面，李连长就直奔主题地说，“小吴，刚接到团里通知，让你马上到卫生队进行体检。恭喜你，终于提干了。”连长的话，说得很快，以至于当时听完的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要知道，当时的我，虽然担任五班长，已经两年了。但连里的首要提干人选，并不是我（是我们连的文书和“上士”）。可没想到，入伍刚满四年的我，竟忽然“弯道超车”，一跃成为连里1973年兵中，第一个提干的。记得半个月后，在一天晚点名时，当教导员当着全连战士的面，正式宣布我提干的命令时，我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作为一名农村兵，在当兵满四年时，能成功提干，留在部队继续工作和生活，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无疑，我是幸运的。

在我一年的指导员生涯中，一次从西藏运输木材的经历，也让我至今难忘。1981年8月底，驻格尔木三团新建营房，急需一大批木料，需要用一个汽车连，把木材从西藏林芝的原始森林，运到格尔木营地。团首长在经过讨论后，决定把这项任务，分给我们二连。

任务来了，我首先认真分析了当时连队的情况和首次运输木料的特殊性。我们三连原连长（姓唐），刚提拔副营长，新任连长还在探家途中未到任。因此，这项运输木料的任务，无疑，就必须由我承担起来。

可我和连里的战士们一样，当兵九年多来，从未从西藏向外运过物资，况且还是从原始森林直接装运木料（川藏线的路宽很差，再加上战士们有高原反应）。这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仅缺乏经验，而且缺少力量。但方法总比困难多，再加上大家知道要去林芝，都想去看看，藏南是什么样，川藏公路是什么样，林芝是不是真的产灵芝，原始森林又是个什么样。

大家的好奇心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一时间，连里的战士们纷纷踊跃报名，就连“病号”和炊事班的战士，也都想去。但思索再三，考虑到这次任务的艰巨性（仅凭一腔热血可不行，我还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和任务顺利完成），我还是把情况向营首长做了汇报。营领导知道后，十分重视，在一番讨论后，决定派唐副营长回到二连，协调我连一起执行任务。老搭档一来，我很是高兴（我知道他之前在三连当副连长时，运送过木料，有一定的经验）。

这趟出车，计划是来回不脱空，进西藏运送装备物资，出西藏运输木料。出发前，我们车队从格尔木仓库，装运了一大批装备物资，共计27辆（“大依发”卡车）。车队于9月15日从格尔木出发，经过七天的行车后，在9月22日，到达了拉萨。到了拉萨，再把装备物资全部卸货后，我们就圆满完成了来时的运输任务。随后，在跟唐副营长商量后，我俩决定车队在拉萨休整两天（重点是保养车辆），为完成返程时的运送木料任务，打基础、做准备。

为了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在拉萨，我和唐副营长首先召开了班长以上干部会，鼓励大家进言献策，集思广益，不拘形式，凡是大家想到的、听到的，对运输木料有益的想法、建议都说出来，然后再进行讨论、研究。这个会开下来，真是收获不小，我和老唐都很满意。

最后，经过我俩再次讨论，确定了在运送木料时，要落实注意的三点事项，第一，是要确保安全行车。川藏公路大多是单行道、路况差，不宜大车队行驶，再加上路况不熟，环境不明，一定要谨慎行车，做到“宁可人吃千般苦，决不让车受半点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车冒任何险，全连必须确保安全。第二，是要捆绑好木料。要知道，木料都是由大树锯成的长圆形的树段，装在车上，路况差，滚动性特别大，甩起来相当严重。再加上，这27辆大卡车的车厢，是木制的，很难抗得住滚动。这就要求，在出发前，我们一定要做到把木料捆紧、捆牢，尽一切办法减少损失。

第三，是车队全体人员要团结协作，相互关心。川藏线不属于青藏线部队系统，兵站就餐全部用现金和粮票，这也是我当兵九年来，第一次遇到的新情况。于是我和唐副营长在商量后，决定让大家相互照应，比如饭量小的要让给饭量大的（当然，连里的战士们都情同手足，就算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该怎么办）等等情况，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就这样，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和唐副营长，就带着装满木料的27辆大卡车，出发了。

最后，经过为期半个月的缓慢行车，在1981年10月中旬，我们圆满完成了运送木料任务，把装满27辆大卡车的木料，安全运送到了格尔木三团营地。任务完成后，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刚回到我们二连营房，还没来得及坐下时，营通信员小张就来了。当我看着小张进了门，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报告”时，我就知道，肯定是“那件事”有着落了。

果然，在我问小张是不是有什么事时，小张就大口地喘着粗气说，“吴指导员，团里刚刚打来了电话，让你马上到团副政委办公室，营长让我立马来通知你。”听了小张的话，我回答说：“你回去告诉营长，我马上就去。”之后，我也来不及换衣服（在外连续行车了一个月，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也已经一个月没洗澡了），就这样“脏兮兮”地去了团部。

到了团部，来到副政委（姓梁）的办公室，报告进入后，梁副政委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他是代表团部找我谈话的。我家里替我打的转业报告，团部也已经批了。虽然感到事情很突然，但当时的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要知道，我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出差执行运输任务了（当时的我，胃病十分严重，每每到了吃饭时，常常是呕吐不止。并且，在部队医院多次治疗，也没有减轻）。

因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转业，是组织上的照顾，也是团首长为我身体进行的考虑。虽然我很不想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的部队（当时的我，刚满二十八岁，本应是在部队埋头苦干的大好年龄），但没有办法，身体的每况愈下，让我不得不转业回到地方（而且，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加负担，我什么要求都没提）。

就这样，1981年12月底，我离开了工作和生活十年的汽车二连，转业回到地方——“解甲归田”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