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的心腹，是蒋介石的“佩剑”，也是军统的“掌门人”，他就是戴笠。
他是一个时常把“效忠领袖”挂在嘴边的人，他本人包括其特务组织完全是以为“蒋介石独裁政权”服务为最高宗旨的。
对上，他达到了绝对的服从；对下，他则实施着绝对的控制。在军统内部，他曾制定了一套“六不准”。
那么，这“六不准”的实际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
戴笠一生未入国民党众所周知，戴笠是国民党特务大头目，鲜为人知的是，他一生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这是为何？
1938年3月，蒋介石欲将戴笠定为中央委员。岂料，戴笠在得知后，连忙找到蒋介石：
“我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怎能当中央委员呢？”
这番言辞，让蒋介石惊愕不已，毕竟戴笠出身黄埔，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在自己左右，怎会连党员的身份都没有呢？
戴笠则表示，自己对于入不入党一事，根本不在意，他只求能跟在蒋介石身边，为党国效忠，这就足够了！
还真别说，戴笠的“鬼把戏”让蒋介石很是受用，当即要将他介绍入党。然而，戴笠却再次婉拒了这份好意：
“能得到校长的信任与栽培，是我此生莫大的荣幸，我只愿终身做校长的‘无名学生’！”
在戴笠几十年的特务生涯中，曾发表过多篇文章谈话，从这之中，也可反映出他的一些特务观。
就比如，在“为何搞特务组织”这一问题上，戴笠用了两句话来概括：“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在他看来，特工必须要完全贯彻领袖的主张，一切听命于领袖，哪怕要牺牲自己，也决不休止。这种精神，颇有几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味儿了。
戴笠还强调，特工组织应建立在“仁、义、忠、孝”这四个字的基础之上。而到了蒋介石那里，“忠”则排在了最前头，对蒋介石的“忠”，就是对党国的“忠”。
当然了，戴笠虽是一个时常把“效忠领袖”挂在嘴边，但内心深处只是将其当作利用的工具。
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团体中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这一手段，他正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戴笠有两大“成事法则”：对上绝对服从，对下绝对控制。而这，从他在军统内部制定的“六不准”规矩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军统家规“六不准”“中统”和“军统”是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戴笠是一个城府极深之人，在军统初创之际，他便巧妙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当时，徐恩曾正为争夺“中统”局长的宝座而费尽心机，而戴笠却以“才疏学浅、资历尚浅”为由，婉拒了“军统”局长的高位，表示自己甘愿“竭力辅之”。
戴笠深知蒋介石的用人之道——位高则权轻，位低则权重。这就是蒋介石惯用的“平衡术”。有了徐恩曾的对比，蒋介石自然对戴笠更加赏识。
因此，即便戴笠只是一个“副局长”，但军中上下，谁人不知“戴老板”之名？又有谁人不晓戴笠才是军统真正的“掌门人”？
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军统，戴笠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禁令，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六不准”， 他严正声明，这些禁令不容任何更改，必须无条件遵守。
第一，不准擅自脱离组织
这第一点，听起来好像确实没多大“毛病”。 毕竟蒋介石曾规定“特务为终身职业”，这一点，成为了戴笠限制下属的铁规。
其实，这项“铁规”的背后，隐藏着戴笠的狠辣手段。戴笠曾放出狠话：
“凡是脱离组织者，就请他‘活着进来，死着出去’。”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比如熊家璞，她早已厌倦了军统生活，可又担心自己会“死着出去”。
恰巧她是李肖白（军统特检处处长）的情人，便利用李肖白的关系，同龚仙舫（军统局人事处处长）和黄康永（行政科长）密谋脱离军统的计划。
他们寻了个患有肺病的妇女，借用了其X光片，以重病为由长期请假休养，最终在一年后成功脱离军统。
但这样的“关系户”毕竟少数，但凡是个普通人，又没个靠山，又想要逃离军统的魔爪，恐怕是难上加难喽！
第二，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
这第二点，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其实，这完全是出自于戴笠的一种近乎病态的心理。
戴笠的发妻名为毛秀丛，尽管两人之间没什么感情，但总归是夫妻，还育有一子。
自打妻子病逝后，戴笠一看到部下与妻儿幸福、团聚的模样就恼火，心生嫉妒的他，心理越发扭曲。
没多久就下发了“所有局内同志家属，一律迁回原籍”这道手令，美其名曰是为抗战大业着想，断了感情负担；实则是为满足他心中的快感罢了。
手令一出，军统内的特务们不得不将家眷送走；一些特务仍心存侥幸，想着先将妻女送到外面避避风头，待时间一长，风头过了，再秘密接回来。
戴笠哪能不知道他们的小心思？紧接着又下发了另一道手令：“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直接来了个釜底抽薪。
他规定，凡是在抗战期间擅自结婚者，一律处以四年禁闭；若双方均为军统内部成员，则男女双方同时关禁闭。
这一禁令让军统内部的年轻男女特务们怨声载道，但又不敢公然反抗。他们只好将防空洞作为幽会的秘密场所，上演了一出出丑态百出的闹剧。
据统计，截止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军统内部约有200多对情侣因违反此禁令被关了禁闭，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才被陆续释放。
然而，在军统内部的大特务或是戴笠的亲信那里，这些禁令就成了摆设，像局主任秘书毛人凤等人，就不受这些禁令的约束。
第三，不准自由外向活动
戴笠要求，军统内部所有成员，均不可以在没有接到命令时，擅自展开活动，且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特务们的日常，便是长达十个小时甚至更多的工作，每周仅有的半天休息时光，也成了他们难得的喘息之机。
对于那些胆敢违反此禁令者，等待他们的将是冰冷的子弹，当然，这一规定对于要员们而言，不过是形同虚设。
第四，不准经营生意
表面上，戴笠称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尊重商人”为由，严禁特务涉足商海，经营生意；
背地里，他却与杜月笙勾结，从事非法交易，将沦陷区的紧缺物资抢购一空，再以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第五，不准贪污贿赂
这第五“不准”就更为搞笑了，戴笠高举“反腐”大旗，声称严禁贪污受贿，违者将遭枪决。可谁人不知国民党内部腐败严重？
早年间，曾有一位怀有身孕的女邮检员因生活困顿，无力支付生产费用，一时糊涂偷窃了50元汇票。
戴笠得知后，直接将她关押了起来，欲对其执行制裁。有人为她求情，说她毕竟还怀着孩子，是不是等孩子出生后再……？
“她不就是为了这个小孩犯了纪律吗？留那小鬼何用！”戴笠并未听劝，坚决将其执行制裁。
虽然这种“杀鸡儆猴”的做法对小特务们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对于那些大特务和要员来说，却如同废纸一张。
1942年，戴笠在福建南平视察时，看到了海味蛏干，他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一滋阴补肾的佳品，当即就采购了一千斤的蛏干。
这条禁令吓一吓那些小特务还算管事，再往上，哪怕是基层特务都达到了“无污不贪、无物不要”。
第六，不准随意回家外宿
第六条禁令，更是将特务们的私人空间压缩到了极致：除规定的那天外，他们不得随意回家或在外住宿。这一规定自特务局成立之日起便严格执行。
这一规定早在特务局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当然了，上下级之间相互包庇隐瞒的才是常态。
“超级特工”——戴笠戴笠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豪赌”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发迹史西安事变即可看出。
西安事变之际，戴笠第一站出来反对武力解决，他担心蒋介石的安危不假，不过这份担心中，掺杂了他的个人利益。
他非常清楚，自己与蒋介石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假设蒋介石因此遭遇不测，那自己的前途也将随之断送。
倘若他能成功将蒋介石救回，那么自己岂不是成了“功臣”？有了这个“功臣”的加持，还担心什么仕途？
与其犹豫不前，不如赌上一把！于是，戴笠极力要求陪同宋美龄前往西安救回蒋介石，而这的确成为了蒋介石重用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有机会，戴笠就会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吸引蒋介石的注意，不断地展现自己的能力。
就比如，刚入黄埔时，戴笠便费尽心思搜集蒋介石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并将其汇总在一起，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若蒋介石未曾留意，他便继续整理；若被随手丢弃，他便捡起烫平，再次放置，直至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戴笠之所以忠诚，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可以这样说，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戴笠的今天。他深知这一点。
据沈醉回忆，戴笠的情报网络遍布各处，甚至延伸至蒋介石身边的人。但有一点他绝对不碰，那就是蒋介石的秘密。
“我的未来，要么死在共产党手里，要么死在蒋委员长手中。”这是戴笠对自己未来的预见。
他的“忠诚之术”确实为他的仕途增色不少，但作为一个统治者，蒋介石心中对戴笠的忌惮也日渐加深。
毕竟，一个太过聪明且手握重权的下属，总是让人难以安心。
结语从这“六不准”，可以看出这些不过是一纸空谈，不仅未能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反而激起了特务们的强烈不满。
这些规定看似严苛无比，实则只是针对那些小喽啰的规训罢了。戴笠自己都无法做到以身作则，又如何能够管理好整个军统呢？
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混乱，早已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参考资料
特务政治,揭开民国最黑暗的一面-马振犊.档案春秋
“超级特工”戴笠-赖岳谦.两岸关系
戴笠为何不加入国民党-杨明伟.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