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在历史上很少见到，但现代不少学者却热衷于探讨这个话题，或者有这个倾向性认知，范文澜认为，老子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孔子只想复古到西周，老子则要复古到父系氏族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陈鼓应和白溪认为，老子思想是母系社会的反映。

在《道德经》里，学者们找到了老子生殖崇拜和女性主义的“证据”，不知道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随老子姓李）受中国学者的影响，还是中国学者受李约瑟的影响，反正他们的观点有很多相似处。

他们认为：老子主张清静、柔弱、处下、为雌、不争等，都反映了他的母性“崇拜”特点，他以“母”喻道，以“子”喻万物，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李约瑟说：这些思想是儒家和佛教从不涉猎的，这也说明，老子不仅是万物平等思想的先驱，他还是女性主义的导师：“这些因素一定与古代原始部落集体主义中的母系社会因素有一些联系，一定是古代道家哲学中突出的雌性比喻的反映。”

大概受这一思想影响，《道德经》也成为西方女权运动宣扬女权主义思想的武器。

其实，所谓母系社会只是某些人类学家的一种假设或推测，这一说法一经提出，就引起广泛争议，至今学界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人类的早期还有一个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首先公开提出母系社会概念并影响深远的是瑞士人类学家、史学家约翰·巴霍芬，他认定在原始社会早期，人们曾生活在无限制的乱交状态中，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建立父系制度，只有通过母亲来追认后裔，因而存在着母亲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女性占统治地位的母权制时代。

但是同为瑞典人的著名学者，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中国道教正一派道士施舟人，却不认可这一观点，他认为：不能将道家的这些特点，归之于并不存在的母系社会的影响，那些尽人皆知的“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只是局部地区的一种“可能”存在的“家族”模式，而不是社会形态。

即使这种“可能”的家族制度在某一地区存在过，也不足以证明中国主流文化区域的中原地区有过“母系社会因素”。

不少学者认为，《老子》有着强烈的母系氏族社会或女性生殖崇拜的情结，知乎上不少学者把“天门启阖，能为雌乎”理解为“雌性xx开阖能生产”，把“天门”跟“雌”紧密联系起来，为玄牝雌柔的生生之功唱赞歌。

事实上这种理解完全是跳出文本的个人臆猜，《老子》根本不涉及男女性别问题，“雄雌”也只是比喻，借“雌”之柔弱顺应而比喻大道的“知其雄，守其雌”的属性特点，与男女关系无关，与生育无关。

河上公是方仙道的开山鼻祖，即便是他的注释，也不涉及男女及其生育之事。他解读老子思想，总是先治国，后治身，两者兼具，他把“天门”理解为“北极紫微宫”，用之于治身，则是“鼻孔”。

所谓“天门启阖，能为雌乎”就是治乱兴废之关键，就在民心向背之间，所以治国应合乎民意，顺应不倡导；治身则是动静若雌牝，安静柔弱。

如果老子想要表达男女之事，完全可以直接使用“男女”而不用“雄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雌雄常用来指代禽、兽，鲜有用来指代人类的。

而“男女”二字只能指代人类，这样的案例，在先秦时期，如《诗经》《论语》《管子》等文献里俯拾皆是。《左傅·庄公二十四年》：“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墨子.辞过》：“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老子之所以用“雌”、“牝”论道，是因为“雌”“牝”比“女”具有更多的意义指向，他不仅可以指代动物，还可以指向人与物，比如大道的阴柔、静定、处下属性。比喻而已，目的在于解释本体，不宜在喻体上过度解读，以至于偏离老子思想主旨。

比如，朱熹解“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说：“如今门闩谓之牡，镮则谓牝；锁管便是牝，锁须便是牡。玄者，谓是至妙的牝，不是那一样的牝。”

对于“雌雄”“牝牡”“男女”的用法，《墨子·辞过》做过专门解释：“四时也，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

所以，把老子思想与母系社会、女性生殖崇拜，以及男女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不恰当，反而会曲解老子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