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镛 撰文
吴晓镛
一、粮食，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和其他
国际上现在对食物的摄入量按照卡洛里，糖，脂肪等计算。在美国这种发达国家，越穷的人越胖。有钱人都身材正常。
70年代以前，中国人主要计算粮食的摄入量。食堂里吃饭，一个馒头二两。一两饺子六个。窝头也是二两一个。那时候分粗粮和细粮。普通人每月粮食供应是25－30斤，看你的工作、职业，还有所在地区。比如北京你的定量是二十八斤半，到上海就可以是30斤。为什么上海人可以多吃点？鬼才知道。码头搬运工的定量最高，一个月48斤。普通人基本上一天8两粮食，应该不会饿死，但肯定不会饱，当然也不会胖。
刚下乡那会儿，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特别能吃。到了村里，队上说分我们一人一年400斤粮食。算了算，平均每天一斤多，觉得怪不错的。
后来才知道除了有粗粮和细粮之分，还有毛粮和加工粮的区别。毛粮就是谷子，加工之后就是小米和糠。400多斤粮食，那是毛粮。怎么吃就是你的事了。
玉米算毛粮，上磨磨成玉米面，都能吃。所以我们喜欢领玉米。村里的老乡愿意领谷子。够吃的吃小米，糠喂猪。不够吃的把糠和在玉米面里，吃糠窝窝。至于细粮，麦子一人一年也就分个十来斤吧。如果奢一把，就去脱麸。机器一转，雪白的面粉就出来了。最前面出来的特别白，北京叫富强粉。如果是标准粉，或叫81粉，也就是一百斤麦子出81斤面粉，剩下的是麸子。城里人吃的用面票买的面粉都是这种标准粉。过年过节一人分配一斤富强粉。包出来的饺子，白，筋道。
现在时髦吃全麦面，也就是连麸子全磨进去。为的是健康。我们那会儿也是全麦面，为的是多吃一口。
作者在山西当知青时
1968年的山西雁北地区或许不是全国最贫困的，但肯定是其中之一。多少还有点吃的吧。有点，肯定不够。所以吃法就跟城里不一样。首先没菜。只有咸菜，就是腌胡萝卜。腌卷心菜那是奢侈品。熬菜热呼呼地吃，那要等菜下来的季节，也就那么几天。大量的菜都在大水缸里腌上，全年就吃这个。炒菜，别想了。不可能。没油。村里种那点胡麻，打点油一人分半斤。一年就这半斤。也就是过年的时候炸两块油糕吃。所以饭桌上只有腌咸菜，味道酸酸的，特咸。
刚到那几天，自己还没开火，在老乡家吃。当然得带粮食去。开饭时候，炕桌往炕中间一摆。一小笸箩玉米贴饼子放中间。每人一碗腌咸菜。粮食，毫无疑问是食物的中心。有了粮食，其他无所谓。
在老乡家吃饭，上来就说“沾上吃”。一开始以为要站起来吃，后来才明白让我们用干粮沾咸菜里的盐水吃。省菜。
玉米面的吃法，除了做贴饼子，还做拿糕。方法简单。就是在大铁锅里煮一瓢水，开了把玉米面撒进去。要撒得均匀，一边撒一边使劲搅和。稠稀程度要把握好。到快搅不动了，中间留个洞，见锅底。在里面再放点水。盖上锅盖，小火闷一会儿就行了。
拿糕做好之后，用铁铲铲到碗里，筷子夹出一块送嘴里。这东西如果做得好，不难吃。就怕太稀，成稠的棒子面粥。如果夹生或没搅和开里面有生玉米面就更难咽了。老乡们吃拿糕，筷子夹下一块，送嘴里不嚼，一伸脖子就吞下去了。为的是到肚子里消化慢点，多顶些时候。我也试过，玉米面把嗓子拉得生疼。算了。还是嚼烂了吃吧。
饥饿。饥饿是很难用语言文字形容的。什么两眼冒金星。两眼发黑。腿软。有气无力。其实就是低血糖的症状。但如果这种症状的发生时仍需要做重体力劳动，比如担一担100多斤的粪在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而目的地还有200多米；或者在烈日下锄地，而地头还远远地看都看不见，而且就算到了还得返回来再锄一垄；那么饥饿的感受就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折磨了，而是对心理最大的挑战。饥饿可以彻底地粉碎一个人的尊严，让人为了一口吃的放弃一切自尊。同时也可以磨炼出最坚强的意志，最残忍的铁石心肠，以及最富有想象力的生存能力。毕竟，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需求是创造发明之母。
对于知青，这种心理磨炼特别残酷。毕竟我们在北京生活过。饥饿会钩起对以前食用过所有食品的回忆，比如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丰泽园的酱爆肉丁和开花馒头；或者就是家里普通的烙饼和过年吃的饺子。这些东西对村里的老乡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他们更能“受”。（注：雁北地区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简称“受”，而干活的人就叫“受苦人”。）
为了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想象力很快变成了行动。知青户一起吃饭，我愿意替值班的女生挑两担水，为的是激发她的同情心，让块贴饼子给我，半块也行。盛棒子面粥先来半碗，凉得快，迅速吸溜完了再来一大碗。那个大碗，口径有三十公分，大概应算个小脸盆。
其他男同学显然比我有创意。他们把目光投向动物蛋白。
首先是老乡的鸡。那年头有的同学偷鸡水平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有个长的有点像演白毛女电影里的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演员陈强的同学，外号叫小地主。他偷鸡连腰都不弯。在村里走着，看到路边有几只鸡在览食。于是不动生色地走过去，同时把衣服的扣子都解开。走到鸡的跟前，突然大叫一声并猛跺一脚。注意，爆发力一定要强，一定要非常突然。这时被惊吓的鸡就会猛地飞起来，而且是那种垂直地起飞。小地主于是以熟练的动作（这小子在学校是篮球队的，摘篮板，断球水平不低）打开两扇衣襟，往下一包就把只鸡捂在怀里了。
整个过程不到两秒。脚步没停，腰也没弯。等街边的老乡回头看，剩下的鸡早就又在东刨西刨地览食了。小地主走过去，怀里的鸡叫唤他也假装打嗝。就这么扬长而去。
二、罗家屯
一个不起眼的山西雁北地区的村子。一千多口人，其实没一个姓罗。大姓是王，还有姓汤的。离阳高县城40多里地。高原，天高云薄，地也平。天气好的时候从村口就能看到县城。还有那驶向县城的火车。那是和现代文明唯一的联系，看得见，不远，又很遥远。
村子大概几千年也没怎么变过。牲口拉的车和秦朝时候的太平车没什么两样。全部是木头结构。木辕，木车架，木轴，木轮箍和木辐条。唯一和现代工业有点联系的也就是轮箍外钉的一圈铁条。铁匠铺打的。
种地的犁，耧，筢，碾都和北京历史博物馆显示中华古文明（秦朝或夏、商）的展品没有任何区别。
村子的生活永远就是那么个节奏，不紧不慢，有条不紊。
日本人来过，强迫村子种鸦片。结果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男人，百分之八十都抽过鸦片。
解放战争，搞土改，几个稍微富余点的富农被整了整，不值得镇压，也就留下了。生活下降到和其他贫下中农一样。
公社化，也折腾过一段。炼钢把村里各家的锅都砸了，炼出来几块黑不溜秋的东西，放在大队饲养院挡牲口院的木栏杆。如果让村里人忆苦思甜，公社化那段是一致公认的最苦的日子。
这些动荡，风暴都来过，又走了。村子还是村子。地还是那些地，房子还是那些房子，碾子该怎么推还怎么推。担水做饭，下地干活。娶老婆生孩子。
下乡知青。左三为作者
文化革命的冲击，论力度，大过以前历次事件几个数量级。批斗干部，造反，串联。甚至停产闹革命。可罗家屯还是过来了。队长挨了批（当然包括一顿暴打），出不了工了。几个老农在当村街头蹲着（叫纥僦着）一合计，“这地还是得种呀”，王震老汉说。于是大家都同意。于是便自己分配任务，送粪，平地，浇地，耕地，磨地（就是把地用牲口拉的上面站个人的筢磨平了）；哪块种什么，什么时间种，谁去负责，去多少人，拉那条牲口什么的都安排好了。
“这地还得种呀”。朴实，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救了中国。那些年上亿人受迫害。不知多少人死于非命。城里的工厂、机关、学校都不上班、上学了。要是农民再不种地，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如果按照革命造反派的逻辑，按照城里人的脾气，农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去种地。可他们搞不懂那些逻辑，只知道“这地还得种”这个道理。
文化革命给村子送来一批人。十六个北京的知青。十个女的，六个男的。我是其中之一。到现在这个年龄，眼前的事记不太住，以前的事情总也忘不了。赶快写点下来吧，算是一种记忆。
作者简介：吴晓镛，生于1952年﹐在1960-1970的动荡年代曾经历过许多磨难。1968年到1973年﹐他在山西北部的一个农村生活了5年﹐担任过生产队长，并博览群书﹐自学了英语。1973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和翻译。1977年分配到广播电影电视部国际电台英语部。1980年，公派他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台工作，曾任编辑、时政记者、主播、新闻部主任、英语部副主任等职。
1990年到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工作。1994年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主要在肯尼迪政治学院攻读经济学和政府管理课程。
1995年参与刘长乐的正在策划的凤凰卫视筹建，后任凤凰卫视美国公司总裁。目前凤凰美国公司管理三个记者站，运营三个电视频道，在DirecTV﹐DISH Network﹐CHARTER有线电视网﹐罗渣士(加拿大) 有线电视网、贝尔卫星公司 (加拿大)，以及若干其他卫星及有线电视平台上播出。拥有超过20万付费收视户，是北美地区影响力最大，覆盖面最广，收视户最多的华语电视公司。
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