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限制。当时中越边境除镇南关为贡道之外，其余百隘尽行封锁，严禁商民出入。虽然清政府一再严禁通过隘、卡进行贸易，但由于有限的几条主干贸易通道无法满足中越两国民众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故由隘口出入的中越贸易屡禁不绝，有的隘口还成为十分重要的贸易通道。

1744年8月7日（清乾隆九年六月二十九），广西巡抚托庸奏请清王朝，在前巡抚金鉷已奏准开放平而、水口二关的基础上，再开放由隘（油隘村）一处。该隘属太平府明江厅（今属宁明县），距宁明州110里，通安南（今越南）禄平、文渊、驱驴等处，为货物集散地，商民由此出入境，远比平而、水口近，而且是边民贩盐的必经之路。此奏得到清王朝的批准。广西巡抚托庸奏准增开由隘关，为两国通商打开了新的大门。托庸的一纸奏折可以说改变了中国与安南（今越南）的贸易格局，这不仅标志着清代前期闭关锁国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也见证了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广西，自古便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而由隘关，作为这条古道上的重要节点，更是连接中国与安南的桥梁。在闭关锁国的背景下，由隘关曾经一度被封锁，商民出入境受到了严格限制。然而，历史的洪流总是充满了变数与转机。广西巡抚托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地区潜在的商贸价值，毅然决然地向清王朝奏请开放由隘关。

这一奏请并非空穴来风。由隘关地处广西与安南交界，通安南禄平、文渊、驱驴等处，是货物集散地。商民由此出入境，不仅路程近便，而且是边民贩盐的必经之路。这样的地理优势，使得由隘关成为中越贸易的潜在热点。托庸巡抚的奏请，无疑是对这一优势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

清王朝对于这一奏请给予了高度重视。毕竟，在闭关锁国的背景下，开放通商口岸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还能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过深思熟虑，清王朝最终批准了托庸巡抚的奏请，由隘关得以重新开放。

这一决定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打开了中越贸易的新通道，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由隘关的开放，中越两国的商民开始频繁往来，贸易额也逐年攀升。同时，文化的交融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发生。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安南，而安南的特产如香料、珠宝等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种贸易的往来不仅丰富了双方的市场供应，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当然，由隘关的开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考验。1775年（乾隆四十年），清廷整饬广西沿边，由隘关再次被封闭。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不禁为广西巡抚托庸的远见卓识而赞叹。他的这一奏请，不仅改变了中越贸易的格局，也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铺设了桥梁。而由隘关的开放，客观上推动了中越两国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上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更是成为中越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被后人传颂不衰。

如今，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去，这段历史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告诉我们，开放与合作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重要动力。只有不断开放、不断交流、不断合作，我们才能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