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宏杰
选自 |《楚国兴亡史》
01
春秋列国竞争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些在战场上迅速崛起的大国，大都是边缘型国家。秦国地处西北，在与游牧民族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培养起了虎狼之性。齐国地处东面，在与东夷的长期斗争中保持了不懈的斗志。而晋国与北狄和山戎做了几百年的邻居，从他们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悍。
不过，在这几个大国中，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最为突出的。
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面出土于云梦睡虎地的楚式铜镜，上面刻着这样一幅图案：两个武士头戴盔甲，赤足裸膊，各持剑、盾，正与双豹紧张搏斗。一豹昂首翘尾跳跃而起，一爪扑向武士，武士毫不怯懦，昂首弓步，手持盾牌猛力抵挡；一豹斗败远窜，顾首探视，武士持盾握剑，乘胜追击。整个画面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这面原来被断为战国晚期的铜镜，现在被认为更可能是秦统一之初的楚地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楚人的勇悍遗风。
湖南长沙颜家岭楚墓中出土的一件狩猎纹漆樽，反映的则是楚国猎人勇斗野牛的情景：一猎人持长戟向一只野牛刺杀，野牛低首扬角，俯身前扑；牛后有一人正作引弓待发状。
像这样以武士与猛兽搏斗为主题的图案，还出现在许多楚国文物上。这些图案，生动地体现了楚国人的尚武精神。
从迁徙到长江流域开始，楚国人就一直在战斗中生存。楚国周边的各个少数民族，一个个都勇敢善战。几百年来，楚人从来没有放下过武器。在与这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的周旋中，楚国人血液里的勇武指数不断上升。
楚人的尚武，首先表现在国君的身先士卒上。历代楚王最大的乐事，莫过于亲自领兵上阵，猎取敌人的首级。春秋时代，楚国一共有16位国君，除了3位因为年龄太小或在位时间太短而没打过仗外，其余的都曾冒矢疆场，带队亲征，其中有3位还死在征途之上。
楚康王即位五年，国家没有战事，他怕国人责备自己，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左传·襄公十八年》）也就是说，如果做了国君却不率兵出征，死后就不配享受规定的礼仪，因此大举率兵攻郑。
楚国与善战的原始部落巴族是长期的敌人。楚文王即位后，率兵伐巴，失败而回。回到郢都城下，掌管城门的鬻拳居然关闭城门，不让国君入城。（《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描绘，鬻拳站在城门上大声责问说：“王自将而见败，宁不为人笑乎？”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举动。然而楚文王居然羞愧地低下头，率兵掉头而去，直奔另一个楚国的敌人黄国。他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伐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楚文王却为连续作战而付出了代价。他积劳成疾，最终在回国路上去世了。
国君们如此富于进取心，将军们自然更为英勇善战。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战，“楚师薄于险……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军陷入险阻之地时，楚国大将叔山冉大吼一声，跳下战车，徒手与靠近的晋兵搏斗。他双手抓住一名高大的晋军，用力一掷，正砸中几十步外的晋军战车，连车前的横木都被砸得咔嚓一声断裂。这种超凡的勇力吓坏了晋军，晋人退兵而走，楚军得以出险。
在春秋战国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楚国军队统帅的自杀率最高。
公元前699年，楚武王派屈瑕攻伐罗国。由于轻敌，楚国兵败，屈瑕羞愧自杀。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楚国主将子玉也自杀而死。公元前575年，楚国兵败鄢陵，主将子反引剑自尽。公元前559年，令尹（春秋战国楚国最高官职，辅佐楚王掌管全国军政事务）子囊攻吴失利，“遂伏剑而死”。公元前519年，楚司马薳（wěi）越追击吴太子没有完成任务，乃自缢于薳澨（shì）。春秋时期各国对将领并没有战败自杀谢罪的要求。比如，公元前627年秦主将孟明视被晋败于崤山，公元前607年宋主将华元被郑败于大棘，公元前597年晋主将荀林父被楚败于邲，他们都没有自杀，仍然照常任职。这说明，楚国将领的责任感和羞耻心，是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学者王准检索史籍，发现春秋时期，楚国的军事长官以及贵族，自杀者至少有17人。（参见王准：《春秋时期楚人自杀现象探析》）因此，楚人的后代项羽乌江自刎，并非仅仅是他个人性格所致，也是受楚人传统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将军们的带领下，楚军才能“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淮南子·兵略训》），令各国闻风丧胆。
02
楚国历代国君大都英勇尚武，除了因为楚人立国蛮夷之中外，还因为楚国历史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弑君。
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自三代以来，纯以礼治为尚。”（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绪论》）西周王朝可以称为“礼治社会”，主宰社会的，不是法律，而是礼仪。
西周建立后，创立了整套系统周密的礼仪体系和典章制度，所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从大型活动到日常起居，莫不讲究礼仪，礼法之网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是楚人却不理这一套。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也就是说，选择继承人时，不必考虑他的品质、才能、年龄，而仅仅考察其出生顺序就可以了。这一做法最有效地保证了权力传递的有序和政治局面的稳定，却也容易导致统治者一代比一代孱弱。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
只有楚国经常破坏这个规则。作为一个非华夏国家，楚国礼仪纲纪观念淡薄。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都异常强健，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王位垂涎三尺。因此，如同草原民族一样，楚国最高权力的更替经常充满血腥。楚国历史上出现过5位因政变而即位的君王，而且总是“恒在少者”。
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后30年，即公元前741年，楚国内部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楚君蚡冒的弟弟熊通杀死侄儿，代立为王。《史记·楚世家》记载：“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公元前672年，在随国的支持下，熊恽袭杀亲哥哥熊艰，是为楚成王。几十年之后，楚成王的儿子商臣又逼其自杀，自立为王，是为楚穆王。楚康王死后，他的弟弟公子围杀掉了继承人郏敖，并杀死郏敖的两个儿子，是为楚灵王。之后，灵王的弟弟弃疾逼死了包括灵王在内的三位兄长，自立为王，是为楚平王。
春秋战国时期，弑君自立事件在楚国中前期是最频繁的。这种在中原国家看来大逆不道的禽兽行为，一方面确实血腥而野蛮，另一方面对楚国的发展其实也不无意义。因为不断地弑君，保证了楚国王位上坐着的都是极其强悍的年轻人。
如果乘直升机飞到湖北省当阳市附近，我们就会看到在农田中的几条土垒组成的一座古城的轮廓。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土夯的古城墙，底宽约18米，顶宽5-10米，高6米，显示这座古城应该是周代一个重要的都城。
这就是糜城遗址，一个古老的诸侯国权国曾在此建都。权国是西周时期迁徙的殷朝武丁之后裔所建立的一个小国，位于楚国南面，国土不广，但国力却不弱。一直以来与楚国相安无事。不过，这样的日子也在楚武王熊通即位三年后就到头了。
篡位者大多强健有为，楚武王强暴好战，这是因为篡位者的罪恶感压迫着他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压服那些对他不满的人。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王位后，他就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扩张。他挥师渡汉，远征南阳盆地，攻击周朝设在汉北的重镇，但没有得手。于是，他转而出师江汉平原的西部，灭掉了权国。后来他又三次伐随，并最终死在征途之中。
其他篡位之君也是这样。楚成王才智超群，开疆拓土，称霸中原。楚灵王在为君前就曾数次亲自率军出征，会盟诸侯。楚平王的治国能力也高于凡辈。因此楚大臣曾对成王讲：“楚之举常在少者。”张正明说：“在楚国历史上，凡弑篡而立的君主必定是公子王孙，大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而且都出现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即楚国转弱为强、变小为大的时期，唯独楚国将亡时公子负刍弑其弟公子犹而代立是例外。”（张正明：《楚史》）
03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蛮夷性，楚国很早就成了周代秩序的破坏者。
在西伐庸国、东下扬越之后，志得意满的熊渠做了一件惊人的事：他居然把三个儿子都封为王，与周天子相提并论。他的大儿子熊康被封为句亶王（今湖北荆州一带），二儿子熊红被封为鄂王（今湖北鄂州一带），小儿子熊执疵被封为越章王（可能在今湖北荆州和鄂州之间）。
这是周朝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诸侯僭越封王事件。按照周朝体制，唯有周天子能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伯、子、男。熊渠是子爵，现在他一下子竟然封了三个王。
为什么要公然做出这样的举动呢？显然是对中原诸侯称楚人为蛮夷的回应——既然你们认定我是蛮夷，那么就请尝尝蛮夷的厉害吧！他干脆向全天下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中原王朝不是把“王”作为不可挑战的最高权威吗？我就一下子封三个王给你们看看。
不过，这三个王号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周厉王即位后，西周王朝已穷途末路，厉王极力强化国家机器，对周边民族不断攻伐。熊渠为了避免与周王朝发生正面冲突，主动取消了三个儿子的王号。但封王这一惊人之举，已经向天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楚国已经彻底摆脱周王室的束缚，决心与周王朝分庭抗礼。
楚武王熊通也是这样的人。他不守中原规矩，一即位就要周王朝晋升自己的爵位。他威胁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观中国之政”即介入中原的政局。结果当然是“王室不听”。被拒绝后，熊通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于是，当即自立为楚武王。你既然始终认为我是低人一等的蛮夷，我干脆与你平起平坐。这如同孙悟空自命齐天大圣的举动一样，也是楚国蛮夷性的鲜明表现。
04
楚国的蛮夷性还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上。
在各个诸侯国中，楚国一直是一个更为集权型的国家。楚国虽然也模仿中原国家采取分封制，但是由于它非华夏国家，不受西周封建体制的约束，所以它的分封制度不如中原诸侯国那样完善而稳定。
中原诸侯国都实行层层分封。也就是说，诸侯在国内又分封卿大夫等，让他们世袭土地。时间长了，这些卿大夫和诸侯一样，权势越来越稳固，最终尾大难掉，晋国这样的老牌国家最后就因此被分裂了。
而楚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一个集权型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和贵族手中。官职不得世袭，而是根据能力、品行和资历来遴选。
楚国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早地出现了郡县制的雏形。“篡位者”熊通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灭掉权国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把它分封给臣下，而是在权国故地设立一个县。所谓县，最初就是悬字，悬挂的悬，就是这块地方“悬着先不处理”的意思。他任命斗缗为权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即自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始。
县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史上意义非常重大。分封制相当于一种地方自治，国君想直接从各地贵族手里征发百姓，征收税款，会遇到贵族的阻挠和反对。而县尹由国君任命，随时可以免掉，并不世袭，这就保证了国君对新征服土地的绝对控制权。因此，楚国先于其他诸侯国建立起了官僚管理体系的雏形，在春秋战国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占了先机。后来各国纷纷效仿，越来越多的国家慢慢都推行了郡县制。这是战国变法的基本逻辑，其实也是1000多年后西方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逻辑。
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制度创新往往是在像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或者说，边缘国家、边缘地区往往是旧制度刚性最弱、最容易突破的地方。这就是“蛮夷”的优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