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老干部都被“挂起来”了，一向被组织认为政治可靠的母亲，也终于靠边站了！她被干校的革命小将安排干繁重的农活，再一次与男同志“并肩战斗”。干校里也出现了自杀的案例，我家楼上的程叔叔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割腕自杀，还有一位一级工程师（整个一机部只有两位一级工程师）在插秧时中暑，栽倒在水田而淹死了。

1972年4月，当我结束了干校探亲准备回北京的时候，母亲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以后不要再搞政治工作了，我的下场就是个例子。你要像你爸一样做技术工作，到哪里都有用！”我看着母亲失望而坚定的目光，点头答应了。

回到工厂，我立刻辞去了共青团的宣传工作，放下了手中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还有xx著作等所有政治书籍，找出了以前父母留下的初高中基础理论课本，如：物理、化学、数学、三角几何、电工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

这下子可闯了祸，我立刻成了车间白专道路的典型，大字报也贴在了车间的墙报栏目中。说我“船到码头车到站”，“革命到头思想严重”。我就避开锋芒，躲在附近农民的玉米地里学习，躲在蚊帐里学习，在上夜班时悄悄地学习。几年下来，自学完了初高中的基础课本，还自学了大学的高等数学。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厂技术科的副科长吴仪女士（她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鼓励我要坚持下去，顶住压力学下去，有问题去找她，她可以帮我。她还预言道：“那些不学无术之人迟早要被历史淘汰的，咱们走着瞧！”

我被评为全国、北京、石化区的新长征突击手

国家各大刊物纷纷发表和介绍了我的事迹，这是《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的特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吴仪科长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小张，咱们当年还是具有反潮流的精神吧！”之后，我在她的支持下，做出了发明创造和多项技术革新的贡献。在1979年秋季，吴厂长（那时已经升为副厂长了）亲自派车接我一同前往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新长征突击手的奖励，我还与国家主席合影留念。

如今，我虽然退休了，却仍在发挥余热，在某大型新能源设备公司做技术顾问（12年了）。回想当初，如果不是我母亲那句肺腑之言，我也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是母亲用自己的政治失败挽救了我的命运。

202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