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仪式的。比如生日、毕业、结婚、入党等等，仪式能让人感受到事件的隆重，记住自己的诺言，并遵守一辈子。

仪式，就是用认真庄重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特别时刻，发掘这些时刻细微的不一样，用某种介质标定它背后的精神内涵，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

仪式给人留下的记忆，称之为仪式感。在我印象中，最具仪式感的是父亲50岁生日那天。

1976年底，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举粉粹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此后开始清算该帮线上人——这个线长得无边，从首都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包括我父亲所在的浙南一所山村小学。

这所学校教师近30，学生四五百，中等规模，但革命浪潮一直很高。父亲是这所小学的校长，四人帮在台上时，他作为当权派挨整；四人帮下台后，父亲又成为四人帮线上人挨整。

那一年我8岁，跟在父亲身边读书，小学二年级。白天看到学校外墙上写着父亲名字的大字报，忿忿不平，心想，等到半夜没人了，我悄悄起来，把大字报撕掉。想归想，小孩上床后一觉到天亮，撕大字报的事情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好事的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诺！这就是谁的儿子，四人帮线上人的儿子！”这些行为说来也正常，人世间向来如此——前些日子，北方某父亲有事，据说女儿在学校就被网暴了。

父亲敏锐捕捉到了环境的变化，赶紧托人把我送回老家。他了解我，按本少的性格，会和那些咬舌根的同学打起来。

1977年暑假，情况严重起来，父亲被隔离审查，集中在乡政府二楼的小房间里。大姐和我走了二十里山路去看他，父亲手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学习。他对我们说：自己一生只听毛主席的话，那里知道什么四人帮，心里很想不通。我们年纪小，无从安慰，只有默默听着。

负责看守的，恰是二哥高中同学子建哥。他总是笑眯眯的，人很好，不像牢头狱霸。子建和二哥交好，称鹏字辈五兄弟，对父亲多有照顾，让我们放心不少。

离开父亲的时候，乡政府楼梯转角有废纸篓，里面有一只缺了口的花瓶，我把它捡回来，留着纪念，现在还珍藏着。去年有哥们懂行，鉴定了一下，说是清末的东西，可惜品相不好。

10月底，父亲的问题算调查清楚了，和四人帮没关系，清白。解释说是运动扩大，单位负责人受点委屈在所难免。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父亲托人带口信来，说一切恢复正常，过几天就可以回家。全家都很高兴，母亲就更不用说了。

父亲约定回家的日子，恰好是他的生日那天。母亲有心给老爸一个惊喜，她精心地给我们布置了任务，要求每人写一首诗，用毛笔抄写在红纸上，并要我们在父亲的生日那天送给他，一是祝贺平安回家，二是让父亲检查一下我们的语文作业，还有毛笔字水平。背后当然还有母亲表达自己爱意的一层：当家的放心，孩子们我都给你管着，好着呢。

是年，大哥远在陕西工作，二哥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大姐读高中，二姐在仙居当别人家女儿，三姐读初中，我小学。大哥二姐路远没法回来，任务落在我们四人身上。

二哥的水平向来是公认的，他写了一首长诗，很押韵，字也漂亮。我记得其中两句是引用毛主席《满江红》词：“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文词纵横捭阖，极为气派，又合景，全家叹为观止。

大姐、三姐也写了诗，并在红纸上抄好。我年纪太小，写了两句“驱散乌云见青天，五十大寿已到来。”后面就憋不出来了，急得要哭，后来还是二哥帮忙补充修改，全诗如下：

驱散乌云见青天，

五十大寿已到边。

孩儿已把心意决，

学好本领向父献。

当时我觉得二哥很厉害，尤其是这个“到”字改成“边”，马上押韵了。我端端正正地用毛笔抄录于红纸之上，字还可以，从六岁练起，有些功底。

写好之后，母亲要求我们读熟。二姐的诗里有“阴霾”二字，那时我们都读成“Yin-Li”，多年以后，才知道“霾”字读“Mai”，第二声。

按母亲计划，是晚上吃完长寿面后，再给父亲献宝，事实上，后来全盘打乱。

父亲如约回家，还没等他放下行李，大姐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我们的预备。于是，父亲就在门口的竹椅子上坐下，一一阅读我们呈上的祝寿诗。原来安排的各人朗诵也换成了他自己在诵读。我注意到，父亲满脸笑容，眼里泛着泪花，花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子有些长，微微颤动。

读完所有的诗后，父亲把四张红纸小心折好，放进自己口袋，摸着我的头说：我有这一小祠堂人，就够了。

父亲是个沉默的人，平时威严有余，那天他话不少。母亲发起—儿女配合—精心准备的仪式，确实让他感动了，此后虽然没有再提此事，相信在他余生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年的母亲以及我们，都不知道这就叫“仪式”，只是觉得，在那样的时刻那样的背景下，必须这么做。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藏着一份爱，那些给你带来仪式感的人，往往都是爱你的人。

村上春树说：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人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