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教授楼宇烈老先生对王弼“老子注”的校释，不太顾及译文翻译的“信、达、雅”基本原则，似乎老先生只相信自己以为的道理。这样的例子，在楼先生的“校释”里俯拾皆是。

试举几例就可以看出，王弼注文是基于对老子思想的基本把握，堪称“老子注”史上的巅峰之作，而楼先生的“校释”既不忠实于老子原著，也不顾及王弼注原文的“信达雅”：

比如，王弼“老子注”对“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是：可道之道，非常道也。楼先生的“校释”完全脱离王弼原意，翻译成：“道”若可以用言语表述，它就是常“道”——与老子原意相反，与王弼注也相反。

再如，王弼对“谷神不死章”中的“用之不勤”注释说：无物不成而不劳也”——没有事物不依靠它而生成，然而它又无需操劳费神，所以叫用而不勤。

楼先生的白话译文却成了“没有东西不能完成……所以说作用无穷无尽”——楼先生把王弼的“不劳”，即奉行“无为”之治则无需劳碌，直接理解为“无穷无尽”，完全是移花接木。

再举一个例子，王弼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的解释是：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你所喜欢的不见得别人都喜欢，不能强求别人都来喜欢。善不善也一样。

而楼先生的译文却是：天下的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了，丑的概念也就形成了，也就出现丑了——完全不顾原注文，继续走世俗“善恶”路线。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下面继续探讨楼先生校释古籍方面存在问题。

王弼注64章“其安也，易持也”：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安定时不忘危险，持有时防备失去。

老子在整个64章都在沿着上一章的“图难于其易”展开，所以要在事态尚处“其安”、“其未兆”、“其脆”、“其微”时就采取行动，也就是从“其易”下手，不要等到事态恶化时才应急处置，这就是“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强调的是防范与消除隐患。

所以，王弼的解释并无不妥。但楼老不以为然，他认为王弼注中的“持之不忘亡”的“持之”二字有误：“持”字疑当作“存”，“之”是“衍文”。

他的依据是，王弼原话是从《周易·系辞下》转化而来：“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因为《易传》是“存而不忘亡”，所以王弼的“持之不忘亡”是错的？

其实，王弼是“以老解易”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都是《老子》和《周易》，他对《道德经》和《周易》的解读方向与深度，对后世影响至深，他不可能不知道老子的“得与亡孰病”，也不可能不知道易传的“存而不忘亡”。

所以楼老以易传思想来判定王弼的“持之不忘亡”，是楼老个人的偏见。

《道德经》65章原文：“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以“明”“愚”对举，意思是“不使民知道伪诈之术”，而“使民朴拙自然”。

王弼的注文说：“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意思是说：“明”就是放任智诈巧伪的泛滥，百姓的原始纯朴本性被泯灭。

但楼老不以为然，他认为王弼注文有误，于是采纳清代学者陶鸿庆的理解，将王弼注文中恰如其分的“多见巧诈”校改为“多智巧诈”，一字之差，意境大不同。

王弼对“以智治国，国之贼”的注解说：“智，犹治也，以智而治国；所以谓之贼者，固谓之智也。”王弼认为：“智”就如同治理的“治”，用智巧治国是国家之祸害。

对照帛书《老子》原文“以知知邦，国之贼；以不知治邦邦之福也”，可知，“知”与“智”、“治”三字可通用。所以，王弼注云“智，犹治也，以智而治国”。

意思是说：“智”与“治”通，意即以智巧治国。王弼又说：“所以谓之贼者，固谓之智也”，就是说：所以称为“贼”的，它本来就是被称为“智”的。

王弼注，文通字顺，并无不妥。但不知何故，楼先生并没说明缘由，只在“校释”中断言：“此句注文多讹误，不可读。”对楼先生这句话，我至少在一年前就读过，至今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