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六镇起义之后，胡化成为主流，东西魏的建立本质上是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冲击、否定，尤其是北齐，几乎是全面胡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北齐的胡化程度有多严重，孝文帝汉化改革就有多失败。

中国历史有一个惯例，就是从来不从基因、血统层面来划分一个人的民族属性，只要一个胡人已经被汉文化全面武装，那么他就是汉人，相反，一个人即使血统是汉人，只要其在文化层面胡化，那么就会被定义为胡人。

也就是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五胡十六国时期，像苻坚这样在文化层面已经完全汉化的胡人精英理论上应该属于汉人，苻坚自己就以汉文化的继承者自居。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本质上就是将胡汉民族打乱、重组，然后在文化层面进行统一的过程。当胡汉双方在文化属性上的距离越来越小到最终消失后，乱世也就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胡汉文化始终处于强烈的对抗中，此起彼伏。北齐皇室就是汉人血统被胡化的典型，且北齐王朝也是胡化势力对汉化趋势的强烈反噬。如果你穿越到当年的北齐王朝，一定会产生身处五胡十六国的幻觉。

首先，高欢家族是绝对的汉人，高欢祖父高谧曾经做过北魏的治书侍御史，一度深得献文帝的信任，只是后来因为犯法被流放到了怀朔镇。

从高谧被流放到怀朔镇也能看清北魏王朝的历史剧变，此前，六镇是以被称为“国之肺腑”的鲜卑贵族为主体的，但是后来随着孝文帝将国都由平城迁往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之后，六镇人事的更新就以罪犯为主力，因为，国都的南移使六镇的政治地位下降，而洛阳的鲜卑贵族已经被归入门第的系统，没人再愿意去守边。

如此，北魏在文化层面就已经被人为分裂：洛阳属于汉化势力、代北属于胡化势力，文化的分裂必然会引发地理的分裂，从这个角度来看，北魏的分裂也不可避免。

高谧此前不管是血统还是文化属性都属于绝对的汉人，在被迫融入胡人圈层之后，高家的胡化就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人力根本无法对抗环境、文化的力量。到了高欢这一代时，他已经将自己定义为鲜卑族的一员，再加上高欢娶了鲜卑老婆娄昭君，其民族属性已经由汉人切换为胡人。

六镇起义，边军势力以武力优势冲垮了北魏王朝的中央集权，尔朱荣通过河阴之难的政治事件进一步瓦解了洛阳的汉化势力，胡化再一次成为主流。

尔朱荣被孝庄帝刺杀之后，高欢继承了六镇武力的义军势力并以此为支撑建立了东魏王朝，由于东魏的政治和军事主力都是胡化势力，所以，东魏、北齐自然会在胡化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高欢于晋阳建立霸府之后，东魏在事实已经分裂为以晋阳为主体的胡化势力和以邺城为主体的汉人势力，实行胡汉、文武分治。但由于高欢的基本盘是鲜卑武力，所以，东魏的政治是服从于军事的。

就是在军事领域，高欢也不得不时时向鲜卑人妥协，被迫将汉人武力边缘化，汉将高敖曹就是典型。后来，北齐甚至还发生了以战争的方式故意来消耗军队中的汉人势力的事。

等于是，东魏的江山是由胡人势力主导的，在时间的重力下，胡化只会越来越严重。

东魏走上了胡化之路 图源/剧照

北齐的胡化到底有多严重？

高洋准备立赵郡李希宗的女儿李祖娥为皇后，但却遭到了高隆之和高德政的强烈反对：“汉人女子不配做我们的皇后，陛下还是另做选择吧。”

请注意，高隆之和高德政也是汉人，其在意识层面已经不认为自己是汉人。和高欢家族一样，完全鲜卑化。

而高洋之所以打立李祖娥为皇后这张牌本质上也是想联合汉人势力压制鲜卑贵族，但却根本无济于事。高洋后来为什么会疯，就是因为，其无法在鲜卑势力构筑的政治壁垒中突围。

还有，大臣杨愔被杀时，废帝高殷曾恨恨地说：“杀杨愔这样的汉人有什么可惜的？”

可见，北齐汉人的生存空间已经被胡化势力严重压缩，其中也包括皇权。等于说，关东局势又回到了孝文帝迁都之前的局面，属于历史的倒退。

之所以如此，本质还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漏洞所导致。对于此，我们可以进行倒推，东魏的主体是六镇义军，六镇义军是六镇武力分裂北魏王朝的主力，所以，北魏的问题就在于对待六镇将士的态度上。

北魏迁都之前，六镇是防御北方草原柔然的主力，其将士都是由鲜卑贵族所充任，待遇高、社会地位高，被称为“国之肺腑”，且六镇将士还可以以军人的身份回到朝中担任文官。

此时的北魏虽然汉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文化上的鸿沟却并不明显，平城的政治和六镇的武力都掌控在鲜卑人手里。

但当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一切就都变了：洛阳的鲜卑贵族被孝文帝纳入了门第系统中，享受了汉化改革的各项红利，垄断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六镇将士呢，不仅经济待遇下降，政治地位也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以边军身份回朝做文官的机会。

六镇将士的失势首先是由北魏的战略升级造成的，迁都之前，北魏的主要矛盾是代北边境柔然武力的压力，但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的主要矛盾已经上升为和南朝武力争夺天下，孝文帝将势力范围向南阳盆地、汉水流域扩张就是具体表现。在朝廷将注意力集中到南方之后，六镇随着战略地位的下降也就逐渐被边缘化。

其次就是文化的鸿沟。孝文帝改革，全面复制了魏晋的门第模式，将洛阳的鲜卑贵族纳入了和汉人世家一样的门阀系统中，将门阀作为北魏朝廷的基本盘。如此，门阀就全面垄断了政治和经济资源。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分配不公必然导致六镇将士待遇的持续下降。

再就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代北经济的凋敝。北魏定都平城时，在六镇和国都之间是有一条经济线的，但当国都南迁洛阳之后，朝廷的供养完全依靠中原经济，所以，代北的经济自然就会凋敝，六镇将士的生活愈发困窘。

还有，当国都南迁朝廷战略升级之后，骑兵在军事领域的作用也就不断下降，因为，北魏要实现蚕食南朝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得发展步兵，以适应在江淮水网纵横地带作战、适应城市攻防战，而步兵的主力又都是汉人，所以，当以汉人为主力的步兵成为主力之后，鲜卑骑兵的地位自然会下降。

总结起来就是，国都的南迁、战略的升级、文化的鸿沟、代北经济的凋敝、步兵建制的成熟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六镇将士待遇、地位的下降，成为了被遗忘、抛弃的群体。

就是洛阳的禁军也在门阀、文官垄断资源的情况下待遇和地位同时下降。由于边军和朝廷禁军都出自代北的三十六大部落、九十九小部落，曾经身处政治链的顶端，如今自然无法接受这种巨大落差。

等于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又造成了新的胡汉矛盾，并形成了文武之争。既然有矛盾，自然就会爆发冲突。

神龟二年（519）二月，张仲瑀上书请求朝廷修改官员晋升制度并抑制武人群体，以彻底实现文官垄断资源一家独大的政治目的。这一举动直接就引发了羽林、虎贲将士几千人大闹尚书台的事件。

禁卫军大闹尚书台是北魏文武矛盾的爆发，而六镇和朝廷之间是文武和胡汉矛盾同时存在，所以，六镇起义也成为必然。

更重要的是，由于朝廷禁军在钟离之战中遭受重创，北魏此时已经是外重内轻，所以，不管是胡汉、文武矛盾，还是边军于外重内轻的局面下冲击中枢的历史规律，六镇起义都不可避免。

六镇起义的过程无需过多赘述，结果大家都知道，六镇官军和义军被尔朱荣整合以武力冲击和废立皇帝的方式掌控了中枢权力。

六镇起义是边军对中枢的冲击 图源/剧照

武泰元年（528）四月十三日，尔朱荣一次性诛杀洛阳朝臣一千三百余人，制造了震惊天下的河阴事变。河阴事变之后，孝文帝改革所培养起来的汉化势力彻底被清洗，北魏已经是胡化势力的天下。

虽然北魏后来又因为关东和关陇的地域之争、六镇官军和义军的政治之争分裂为东西魏，进而发展为北齐和北周对峙的格局，但本质上都是胡化势力的再次抬头。区别只是，北齐在胡化的路上彻底失控，而北周却主动求变，一步步完成了汉化，消弭了胡汉矛盾，并最终实现了兼并北齐统一北方，吞并南朝混一天下的目标。

复盘北魏的历史剧变，根源就在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不彻底：洛阳进入了门阀时代，但六镇却还是之前的部落制；洛阳的鲜卑贵族都完成了在姓氏、服装、语言层面的汉化，而六镇将士却还保留着他们“贺拔”、“斛律”的姓氏，服装、语言、风俗等也是鲜卑特色。

政治模式的分裂和风俗的异化必然导致矛盾的升级。

等于是孝文帝一手埋下了北魏分裂的种子。

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因为，改革是一个长时间周期的政治行为，需要世代接力才能形成对地域、民族的全覆盖，孝文帝在自己的任期既要进行迁都、实行汉化改革、与旧势力博弈，还要与南朝争霸，显然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彻底汉化的政治目标。

由于北魏国势在宣武帝手里开始下降，所以就更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坐视矛盾的不断升级。说实话，六镇的问题不是北魏朝廷没有看到，而是很难解决。

最终，只能眼看着大厦崩塌。

但六镇起义，北魏的分裂也不能完全看作是历史的倒退，起码，这次分裂也让北朝的武力值再一次回归，让北朝始终手握统一的主动权。

历史，本来就有其固定的剧本，人力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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